《新儒学批判》第19章

①冯友兰：《与印度泰戈尔谈话》，见《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３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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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亚洲一部分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在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彼靠自夸为文化渊薮，而日以相杀反目为事，……导人类于此残破之局面，而非赋与人类平和永远之光明者，反之东洋文明则为健全。”
①
２０世纪初东方社会的三大思潮，社会主义对印度的冲击并不强烈。因之，泰戈尔对社会主义并无多少敌意，而且对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还抱有几分好感，倾慕列宁领导下的俄国革命的成就，尤其对苏联国内的平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倍加赞许。在他看来，对东方文化构成威胁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时候的印度，已有三百多年殖民地的历史，饱受英国殖民者的民族歧视和欺压。
这段历史使印度人不可避免地对西方文明怀有敌意和偏见。
作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泰戈尔自然同样避免不了这种情绪化的敌意和偏见。他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演讲，一再把本世纪人类的文化危机怪罪于西方文明，号召“打破物质主义”
，“与惨厉的物质的魔鬼相抗”
，敬告中国人“要晓得把一切精神的美牺牲了去换得西方的所谓的物质文明，是万万犯不着的”。
而且，泰戈尔这时候不再认为东西两方的文化是“种类的差异”
，而是看作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不过，在他看
①《泰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申报》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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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是西方先进于东方，而是东方优越于西方。这就是他的“人类第三期之世界”的理论。他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蛮荒时代、物质文明时代（他称之为“体力智力战争时代”）
、精神文明时代（他称之为“更光明、更深奥、更广阔之世界”）
，认为现在的西方社会尚处在第二个时期，而东方社会早已进入了第三个时期。
①因之，东方人的使命主要的不是援西方文明以补东方文明之缺，而是开出仁爱之心，用东方文明的慧识去救拔危难中的西方人。
泰戈尔在华期间的演讲，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既得到了梁启超、徐志摩等人的高度评价，又受到许多进步文人如陈独秀、瞿秋白、郭沫若、闻一多、茅盾等人的尖锐批评。梁启超从旅欧回国之后，本来就与泰戈尔有着同样的心态，对于泰戈尔来华张扬东方文化以抵御西方文化，自然认为是件大好的事情，在北京为欢迎泰戈尔的集会上，作了专题演讲。不过，梁启超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属于德高望重的前辈，其对泰戈尔的赞颂只能是些诱导性的言词。相比之下，徐志摩则显露得多。他把泰戈尔比作“泰山日出”
，“伟大普照的光明”
，认为泰戈尔来华复活东方文化，“可以给我们不可估量的慰安，可以开发我们原来瘀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导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纠正现代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可以摩挲我们想见古人的忧心，可以消除我们过渡时期张皇的意气，可以使我们扩大同情与爱心、可
①《泰戈尔对京学界演说》，《晨报》１９２４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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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引导我们入完全的梦境“。
①
泰戈尔来华宣扬东方文化优越论，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无疑是不利的。所以当泰戈尔踏入中国土地之后（或之前）
，当时许多进步文人纷纷撰文批评其文化主张。郭沫若指出，泰戈尔的文化观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任何好处，“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
；茅盾撰文明确表示，“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
；陈独秀认为，泰戈尔提倡复活东方文化，只是抽象的空洞，因为它不能解决中国目下急需解决的社会进步问题；瞿秋白认为，泰戈尔“和孔孟是一鼻孔出气”
，都是想把中国拉回到封建礼教社会。
泰戈尔来华宣扬东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最内在的是为当时中国以梁漱溟为开创人的新儒学思潮提供了运思方式。
泰戈尔对东西文化特质的界定以及对东方文化注重生命情调及价值指归乃至终极关怀的强调，对后来的新儒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虽然新儒家很少提及他们同泰戈尔的渊源关系，但实际上，他们日后对东方文化的诸多看法，许多都是沿着泰戈尔的思路发展下来的。
中国的东方文化派
历史作为研究者的考察对象是可以假设的。
从以往人类社会所走过的路途上可以看出，人类是一种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生物。撇开漫长的史前社会不说，单从
①徐志摩：《泰戈尔来华》，载《小说月报》第１４卷第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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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看，人类起码经过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飞跃，从民族文化到世界文化的飞跃。这两种飞跃，如果从人类的整体史考虑，无疑是必然的，但何时或以何种方式出现在各个民族，则多少带有偶然性。
中国文明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生活于其中，国人很少有不适的感觉，很长一段时期里也从未想过要进行巨大的社会变革。尽管今人可以指出传统文化的诸多弊病，但在古人的眼里，中国文化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文化。比如宗法制与专制主义政治，今人所认识的是它对人性的压抑和对自由平等精神的否定，而古人却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觉得，君为尊民为卑，上为尊下为卑，父为尊子为卑，本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是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式。他们甘于在这种变态的和谐社会里做礼教的牺牲品，并从中体验牺牲的价值和美感，甚至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屈从就是一种牺牲。他们从骨子里相信，自己原不过是草民一个，生下来就是给皇帝拉车的；自己的努力只是如何把车拉好，而不是去考虑该拉不该拉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传入，传统的中国文明或许今日还在原有的轨道上发展着，即使有些变化，也只是局部的修修补补。
然而，一旦各民族文明的封闭格局被打破，代表先进文明成果的西方文化必然传播进来。这是文化演进的规律所致、非人力可以阻挠。但是，西方文明向外传播并非始于１９世纪中叶，而是从哥伦布航海之后不久就大规模地开始了。英国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就是设立于１６００年。
如果假定，设立“东印度公司”的同时或以后不久，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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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中国沿海，也试图在中国设立一个类似的殖民据点，那么可以想见，近三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将会是另一番面貌。第一，如果此时中西双方发生正面冲突，必是中国胜西方败。
须知，中国人不是像印度人那样好欺侮的。当时中国的海上力量远强于西方，这从哥伦布航海的寒沧与郑和下西洋的气派的比较中就可看得清楚。亦就是说，如果正面冲突发生的时间不是１９世纪，而是１６世纪或１７世纪，那么中国人在此之后对西方人的武力入侵必有所防范，不致于导致后来那种束手无策被动挨打的局面出现。
第二，如果西方人在１６世纪或１７世纪败在中国人手里，那么中西文化交流的方式肯定要温和得多。
一方面，西方人可能在中国人面前不会那么高傲，不会因其高傲过分地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另一方面，由于不是武力相挟，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敌视态度或许不会像鸦片战争之后那样强烈，不会因为民族情绪而将西方文明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面。相应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干扰，而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
进一步说，中西正面冲突即便发生在１９世纪，也并不能说明本世纪的中国历史就一定会落得它实际所呈现的这种结局。事实上，从洋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