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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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眼里，前者为“西化”
，后者为“俄化”
，其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对传统文化的进犯。
这样，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东方社会实际上是三种社会思潮处于鼎足的局面，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守护传统的东方文化主义，港台学者常常称之为自为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
就当时的情势论，前两种思潮无疑处于优势。
因为资本主义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处在世界历史的浪尖上，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而社会主义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为农民阶级所拥护。但另一方面，东方各国大多富有比较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传统是人人须臾不可离弃的。
因之，如何利用传统从而达到抵御其他两种思潮的目的，便成了保守主义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显然，原模原样地恢复传统已不可能，因为通过西方文明的冲击，传统文化的许多弊端暴露无遗。如果无视其他两种文明而一味地固守传统文化的那一套，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对于他们来说，明智的是：既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或部分接纳西方文明，同时又保证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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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未来文化的主体地位。印度泰戈尔的东方文化主义和中国的东方文化派及后来的新儒学就是产生于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的。
泰戈尔的东方文化主义
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泰戈尔“对印度精神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接踵而起的几代人的影响是惊人的”
，“在帮助将东方和西方的观念融合一致的工作中，他所作的比任何其他的印度人都多，他并且扩大了印度民族主义的基础”。
①
泰戈尔是印度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１８６１年出生于加尔各答一个正统的婆罗门教家庭。
从很小的时候起，由于受父亲的影响，泰戈尔就养成了独立思考不随俗流的人生风格。他热爱自然，热爱同胞，热爱自己的民族。虽然他接受过西方文化的薰陶，但泰戈尔终生所想的，是如何使印度人民从西方文明的桎梏中解救出来，走民族文化的自强之路。
三十多岁的时候，他投身于民族自治运动，作演讲，组织游行，抒写爱国主义歌曲，还倡导举行一种民族主义象征的“拉希班德汉”
的仪式。
他号召发展民族工业，重视乡村建设，用唤醒农民的办法实现民族自治。
在２０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尚处在发展的初期，泰戈尔民族自治理想由于期望太高不免破灭。此
①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４４６页，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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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久，他旅居英美，目睹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深感到人类未来的前景不佳。这时候，他不再是一位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者，而是一位世界性的思想家，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
看到西方文明的不祥之兆，他心情十分苦闷，在诗中写道：“那来的是毁灭者吗？因为汹涌的泪海掀起了痛B苦的狂涛，深红色的云朵在飓风中乱窜，忍受着闪电的鞭B挞，狂者雷霆般的笑声响彻了天际，生命就坐在为死神所充B满的车辆里。”
很显然，泰戈尔所批评的是尼采哲学及其给西方社会所带来的负面现象。正是在对西方文明的彻底失望之后，泰戈尔将目光完全转到了东方，希望东方文明在未来世界充当救世主的角色。
这就是他的诗句所表述的：“当我站在路旁时，我的主嘱咐我歌唱失败之歌，因为那正是他暗中追求的新娘。”
①
如同２０世纪初中国的文人们一样，泰戈尔的东方文化主义主张，也是从东西方文化特质和心物关系的比较开始的。
他认为西方人追求的是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东方人所企求的是精神文明的完善。因之，他在科学与人生之间，虽然注重前者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但两相比较，人生的意义远比科学为重要。在他看来，科学带给人类的只是物欲的满足，不足以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而人之为人，首先要护定的就是精神。精神无处安置，科学再发展也无法给人类带来福音。所以，泰戈尔在大量的文学作品里，歌颂自然之美、爱情之美
①转引自Ｓ。
Ｃ圣笈多：《泰戈尔评传》，第２４页，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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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信仰之美。
本世纪２０年代，泰戈尔周游西方各国，广泛接触当时世界上许多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并将其东方文化主义的主张带到全世界，试图用东方人的智慧开启盲目追求科学和寻求物欲刺激的西方人，以挽救处于危机中的西方文明。据胡愈之先生《台莪尔与东西文化之批判》一文报导，１９２１年左右，泰戈尔去瑞士、德意志等地游历讲演，“到处都受盛大欢迎，听讲的人盈千累万”
；“这位宽衣博袖岸然道貌的印度哲人，降临于中欧兵劫以后的瓦砾场，使一群丧乱流离惊魂未定的众生，得领略东方恬静和平的福音，以减杀其生命的悲哀”。
①演讲时，泰戈尔反复强调西方文化的衰颓与没落，惟有输入东方文化，才可以挽回过来。他认为，西方文化的危机并非是偶发的，而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它起始于希腊文化，而希腊文化是“发展于城墙之中的”
，所以一切欧洲的文化，“都是生长于砖石和坚壁所造的摇床之内”。这种文化的特点便是“分裂而征服之”和“占有的权力”
，致以西方人世世代代战火不息，竞争不已，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始终处在对立抗衡之中。而东方文化（在泰戈尔看来，主要是印度文化）则不同。在这里，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一体，既无人际磨擦，又无天人对峙，体现了人类最高的智慧和人格人性的圆满。
最值得重视的是，泰戈尔在世界各地的演讲，对东西文
①见《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３８０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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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基本界说，很像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派人物《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文化理论，把东方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
，西方文明为“动的文明”。
１９２０年，游历美国的泰戈尔在纽约同我国冯友兰先生就东西文化比较的一席话，充分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文化观。
泰戈尔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异，而是“种类的差异”
，“西方的人生目的是‘活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东方的人生目的是‘实现’（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西方讲活动进步，而其无一定目的，所以活动渐渐失其均衡。现只讲增加富力，各事但求‘量’之增进，所以各国自私自利，互相冲突“。
①在泰戈尔看来，动静不能偏废，有静无动，则成为惰性；有动无静，则如建楼阁于沙滩。所以，“现在东方所能济西方的是‘智慧’（Ｗｉｓｄｏｍ）
，西方所能济东方的是‘活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９２４年春夏，泰戈尔来华，在徐志摩等人陪同下，先后到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和武汉等地游历，作了三十多场公开演讲和小型的集会谈话或答记者问，将他的东方文化主义主张系统地输给中国人，态度之鲜明，措词之恳切，远甚于在西方各国的演讲。
４月１２日，刚一抵达上海，泰戈尔就申明他的来华目的是帮助中国人如何觉悟过来抵制西方文化。他对中国新闻社记者说：
①冯友兰：《与印度泰戈尔谈话》，见《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３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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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此次来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