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20章

进一步说，中西正面冲突即便发生在１９世纪，也并不能说明本世纪的中国历史就一定会落得它实际所呈现的这种结局。事实上，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虽曰艰难，但还是合逻辑地缓慢地发展下来的。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如果不是在它一开始的时候就突然中断，可以想见，今日的中国也绝非现在这副模样。
然而，历史常常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一些偶然的因素往往能够打断原有的历史行程。
对于２０世纪最初二十年的中国历史来说，偶然因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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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特别是这两种偶然因素又偶然地凑在一起。
就西方历史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它内在的历史原因。
然而，其爆发时间的先后则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
我们没有任何的论据可以说明，这次大战非爆发于１９１４年不可。尽管大战爆发之前，战争的征兆已经明显，但如果没有奥国皇储访问萨拉热窝并遭枪杀一事，很难说大战就一定会在这一年打起来。如果我们再假定，战争爆发的时间不是１９１４年而是１９２４年，即列宁逝世的那一年，那么可以断定，这十余年乃至后来的世界历史格局便会大为不同，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不会在它新生的时候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两大历史事件几乎同时发生，致以大战的悲剧性结局和西方人的末日心态使以迎受西方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不可避免地处于不利的局势之中。前文说过，当时中国许多固执于传统的守旧人物就正是拿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事实来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就连许多原本对西方文明抱有好感的人也开始反对起西方文明来。梁启超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历史的巧合还在于，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半亚细亚型的俄国出现十月革命，列宁成功地创立起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人类思想史上看，社会主义由理想过渡到现实，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但是，这一过渡的转折点究竟发生在何时或何地，则又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我们同样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说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非得产生于俄国不可。即使在俄国，也无法说明就一定会产生于１９１７年。
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宁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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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１９１７年前的俄国如果没有列宁这个人物，或者说列宁不是出生于１８７０年而是１８０年或１８９０年，不是逝世于１９２４年而是１９１４年或１９０４年，很难想象会有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更难想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马列主义。
也许有人会说，俄国历史上即使没有列宁，也会产生出类似于列宁的人物来替代列宁的角色，以顺应当时的历史趋势。须知，如果这样来思考历史，就完全回到黑格尔那里去了，完全忽视了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主体性作用。历史虽有规律，但绝没有预成的路子可走。
俄国历史上如果没有列宁，也许不排除会有类似于列宁的人物产生，但类似于列宁的人毕竟不是列宁。他的人生、性格、思想乃至领导革命的具体细节不可能同列宁的一模一样，而他在俄国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达到的实际效果也就必然与列宁相去甚远。
现在我们再设想，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的十月革命不是偶然地凑在一起，那么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倘若在当时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没有十月革命，新文化运动所面临的只有守旧派人物的挑战。
我们知道，通过七十多年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当时中国文化阶层维持旧传统的人已不占优势，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已被广大进步文人所接受。可以这样说，即便西方文化出现危机和此种危机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文化的选择，但在没有第三种文化可供选择的前提下，他们只能是对西方文化作谨慎选择，不可能不作这方面的选择。因为不作此种选择，就只有回复传统一途。而在当时的情势下，把已经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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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到传统的老路上去，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倘若当时已有十月革命爆发一事，而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虽面临着传统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文化思潮的挑战，但同样构不成多大的威胁，也不会出现往后的结局。因为传统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壮大，主要得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给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分裂。正是由于看到了大战之后西方文明的残败惨状，才使得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或者对新文化运动抱有好感或者持中立态度的人，不是跑到传统主义的一边，就是跑到社会主义的一边，从而使西化派顿时由优势变为劣势，“五四”
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亦顿时由两军对垒变为三足鼎立。
由以上思路，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早夭并非因为其自身生命力不强，或者说不合中国国情和不代表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而是由于外力所致（即便这一点不是唯一的原因）。这就好像一个健康的小孩，本可茁壮成长，却不幸飞来横祸，被人无意中用石头砸死。当然，这个比喻只能引导我们的思路，并非十分贴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决不会过早地打上句号，也决不会将其未竟之业留给２０世纪末的中国人。
近年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早夭是由于当时中国面临着救亡与启蒙两大时代主题，其结果就难免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此种说法看似深刻，实则浅薄，没有认识到当时中国这两大主题并非矛盾，救亡与启蒙并非互为消长的两橛。启蒙虽曰思想文化运动，但其目标是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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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富强。只有富强起来，才可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救亡。如同一个病人，首先得给他看病治病。只有病治好了，身体强壮了，精神振奋了，方可抵抗他人的攻击。
如果讳医忌药，抱着病弱的身子去抗敌，岂不等于白白送死。正由于国人依然处在病弱状态，所以十年后当小日本攻入国门后，长趋直入，致以大半个中国躺在他们的太阳旗下。抗日战争期间，虽有中国人的不屈不挠，对日寇予以沉重打击，但是如果没有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恐怕很难说中国的抗战只有八年。
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说明当时救亡与启蒙不可能同步进行。虽然各国列强对中国的争夺，曾激起国民对西人的敌视。
但这种敌视并非始于此时。
早在鸦片战争之后，此种敌视便已有之。尤其是几次大的割地赔款，更激起国人群情激愤。然而，这一切并没能阻止中国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合逻辑地缓慢地行进。为什么偏偏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救亡就一定要牺牲启蒙作代价呢？
人类有两种历史，一种是现实的历史，一种是可能的历史。在可能与现实之间，充满着极其复杂的联系。在历史领域，现实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可能性的空间远远大于现实性的空间。如果不作如是观，那么一部人类历史就只有从上帝那里去寻求答案了。大陆学者往往喜欢用“历史的选择”这一概念，似乎所有的历史现象都可用这一概念解释清楚。殊不知，“历史的选择”
并非指有一条预成的道路事先摆在那里，其中的“历史”二字也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如其不然，那么“历史”便不是人的历史，而是“历史”的历史。事实上，历史之路是由人选择的，历史活动的主体始终是人，而非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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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历史”。人是有限的存在，容易犯错误，容易走错路，尤其在社会大变革的时候，往往容易作出错误的选择。
或者说，在当时认为是正确的选择，日后的历史实践却证明是错了的。因之，与其说“历史的选择”
，不如说“选择的历史”。一部人类历史也就是人们不断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过程。
如果上述看法不谬，那么我们再来分析当时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