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1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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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伯尔的案子让马歇尔很矛盾，也很烦恼。他与伯尔没有私交，却与汉密尔顿关系密切。自从伯尔杀死汉密尔顿，马歇尔就很厌恶他。要是徇私情，他就应该趁这个机会为朋友报仇。但那不是他的风格。政府在这个案子上的弱点很清楚：缺乏证据。重罪勉强说得过去，叛国罪基本不靠谱。马歇尔搞不懂杰斐逊为什么不按法理出牌，就像杰斐逊搞不懂马歇尔为什么要替人民公敌说话。更让马歇尔担心和害怕的，是叛国罪带来的暗示。因为“叛国”是对一个国家最恶毒的攻击，它最容易引发人们的激烈情绪，特别是党派之间的仇恨。处置外侨与煽动叛乱法不就是这种情绪的宣泄吗？当“政治正义”代替了“司法正义”，正义本身就不存在了。总统在法院还没审的情况下就宣称前副总统有罪，这让马歇尔浑身不舒服，甚至脊梁骨发凉。但是，他也明白，若阻止总统，则让法院远离党争的努力就要失败，因为杰斐逊一定会把这事儿扯到党争上去。
果然，杰斐逊一听到马歇尔在预审中的意见就说他是在搞党争，认定只有马歇尔的党派偏见能救伯尔的命。他在给参议员贾尔斯的信中说：这个国家一定要重新认识“司法独立”的问题。如果行政权和立法权的人做了错事，他们会被人民罢免。法官们为什么不受约束？他们凭什么独立？搞了半天国会和总统说了都不算，只有马歇尔金口玉言，这到底是人民的天下还是马歇尔的天下？我们要修宪、修宪、修宪！我们要让法官对人民负责！废除司法独立！“如果他们对伯尔的保护导致了宪法修正案，这个结果倒是比他们直接造成的危害要好。”一位学者说，“这是杰斐逊最糟糕的一封信，它显示了总统根本不考虑人权和自由。他一个劲儿地说要让人民来判断伯尔的罪，却抹黑司法程序提供的保障。”
5月22日，大陪审团的听证开始了，马歇尔和弗吉尼亚的联邦法官塞勒思格里芬是主审。对重大案件的审理程序是：先由大陪审团（16～18人）听证，决定以什么罪起诉，然后由陪审团（12人）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尽管马歇尔在预审中建议政府不要以叛国罪起诉，但海伊仍然坚持叛国罪和重罪一起上，这当然是总统的意思。杰斐逊跟马歇尔杠上了，拉都拉不住。他让国务卿麦迪逊弄来一笔专款，用于搜集证据、运送证人，还给了海伊一大摞签好字的空白赦免令，让他便宜行事。只要伯尔的同伙肯指证伯尔，他们的罪就可以被赦免。总统势在必得，法官只能退后一步。在听了六个小时的激烈辩论之后，马歇尔同意把决定权交给大陪审团。如果大陪审团认为政府应该以叛国罪起诉，他不反对。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双方唇枪舌剑，法庭上火花四射。5月28日，两边的律师团队都迎来了援军。“伯尔队”增加了三位成员，最厉害的是马里兰州的头号大律师路德马丁。马丁曾参加过制宪会议（参看057其他人），他因新宪法没能取缔奴隶贸易而愤然离席。他是马里兰州最成功的律师，他的业务量在全国也是最大的，一般人请不起他。马丁与伯尔交情深厚，专门赶来为朋友免费辩护。“国家队”多了两位，其中一位是35岁的弗吉尼亚律师威廉沃特。他将是美国任职时间最长、最有成就的总检察长，也是马歇尔时代最出色的律师之一。他的口才与马丁不相上下，虽然此时的他还有点嫩。沃特的政治观点与马歇尔对立，但马歇尔对他评价特别高，赞他“才华无双”。好了，光看这几位，你就知道下面是怎样的恶战了。
在海伊的请求下，马歇尔决定把听证会延后几天，等待政府的“明星证人”，陆军总司令詹姆斯威尔金森。他是此案的关键人物，就是他凭那封密信举报伯尔的（参看上一个故事）。这位老兄从新奥尔良启程前往里士满，也不知道他坐的是马车驴车还是牛车，反正大家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快被他折磨死了。“伯尔队”可不想白白浪费时光，他们马上就要上演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幕。
6月9日，伯尔和律师们来到法院，要求法院向政府索取一些文件，就是威尔金森寄给总统的那封密信和战争部给威尔金森的命令，因为这些文件对被告来说性命攸关。伯尔说，如果海伊能提供这些文件，一切好说；如果不能提供，我请求法院向总统下传票，命令总统带着文件到法庭作证。这一招儿帅极了，直接逼着马歇尔与杰斐逊短兵相接。杰斐逊说：“伯尔把他的诉讼案变成了两个巨人之间的搏斗，变成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对抗。”不仅如此，这个要求把公众舆论从伯尔身上转到总统身上，把政府从攻方变成了守方。
其实，马歇尔才不想跟总统作对呢。在四年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他成功地避免了与行政权的对撞，但这次躲不开了。杰斐逊痛苦，马歇尔也痛苦。他们骨子里都不是愿意争斗的人。两人的脾气都很好，一个温文尔雅，一个谦逊有礼，看上去都属于人畜无害的类型。可是，当他们都不得不露出獠牙的时候，却一个比一个凶狠。总统敢处心积虑要人命，大法官难道不敢给总统下传票吗？
当然，伯尔不是愣头青，他不想逼得太紧，以免引起马歇尔的反感。威克姆说，只要总统提供文件，我们不要求他亲自来。即便如此，这也已经很“过分”了。海伊完全没料到被告会玩这一手，他有点发蒙。他求救般地对马歇尔说：如果法庭认为这份文件很重要，我可以提供。马歇尔可不想替他扛着，他告诉海伊：我没看过怎么知道它重要不重要？这事儿要由双方的律师协商。结果，协商变成了吵架，一个说要，一个不给，根本无法达成一致。马歇尔一看海伊这么不开窍，只能敲打敲打他：你们谈不拢，本法院恐怕要发传票了，如果你认同我们有这个权力。海伊当然不能认同。给总统发传票？疯了！
海伊的态度让马歇尔别无选择，他说：好吧，既然如此，我要听听两边的辩论，然后决定法院是否有权给总统下传票。于是，双方即刻转入撒泼模式，用最恶毒的语言抡圆了互骂了四天，马歇尔听着都脸红。他很温和地提醒他们注意分寸，可是，他的话说了跟没说一样，律师发起疯来跟泼妇没区别。然而，这一片骂大街的声音中也夹杂着司法史上最精彩的陈述，它来自马丁：
“先生，这是场罕见的战争。总统已经事先断定我的客户‘毫无疑问有罪’。他以为他有上帝之能能窥视我这位受人尊敬的朋友的心是他放出了战争之犬和政治迫害的地狱之犬来猎杀我的朋友难道这位挑起事端的合众国总统想扣押审判需要的、生死攸关的文件吗？在所有的案件中，被告有权看到与他的辩护有关的所有文件，这是神圣的原则。任何企图掩藏本可以救命的证据的人都是杀人犯，他将受到天堂的惩罚！”
自从1775年帕特里克亨利“不自由，毋宁死”的演讲以来，里士满已经很久没听到过这么摄人魂魄的语言了。马丁的话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国家队”里只有沃特勉强敌得过。他用自己特有的华丽句式反击马丁：
“伯尔的律师想从对政府的攻击中得到什么？他们难道以为法庭会带着政治偏见为他们提供论战的场所吗？他们难道想利用法庭发泄他们对政府的诽谤吗？”
应该说，沃特的反驳还算有力，但在气势上比马丁差一截，他毕竟太年轻了。不用想就知道，当马丁的话传到白宫，总统是个什么反应。如果你当时跟杰斐逊面对面，估计你会看到他一脸要杀人的样子。他对总检察长罗德尼说：你去给我查查马丁是不是也参与了伯尔的叛国阴谋。他跟伯尔过从甚密，难保干净。我们是不是应该指控他？看来杰斐逊气糊涂了，这种昏招都想得出来。要是让人探到底细，他这个总统就别当了。这不就是马丁说的“政治迫害的地狱之犬”吗？罗德尼是明白人，敷衍了一下，不了了之。
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