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第10章

呛贾莼嵋樽魑笔弊钗俗⒛康氖录匀槐桓秤枰恢窒笳鞯男灾剩な咀判挛?##动的到来。但这次会议酝酿着的，不仅是“寻根文学”，还有“先锋文学”，甚至还有其他未成为流派的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代表着中国作家的两个不同的探索方向，是陷入困境、穷途末路的当代文学突出重围的两支奇兵，不构成两条相互斗争的思想路线，而这两支奇兵的突围一下就拓展了中国文学驰骋的疆场。作家们拥有了表达自己经验的多种说话方式，拥有了作为专业作家应该具备的文体上的自觉追求，开始走向成熟。文学的门槛垫高了两个砖头，80年代前期，一个作家凭借一两篇粗制滥造的作品一举成名的局面，从此不复存在。
返回长沙之后，韩少功将自己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出来，命名为《文学的根》发表在1985年的《作家》杂志上，对寻根问题进行阐述。表达了一个作家理念上的觉醒，也显示出一个小说家别具的理论学养。他是一个智慧型的作者，对心智的启迪胜于对情绪的感动。
《文学的根》明确提出：“文学有‘根’，文学的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但寻根“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寻根是一种人文地理的重新发现，属于文化堪舆的范畴，找到确定新的庙堂建筑的风水，挖掘民族文化矿产资源，承接潜伏的地气和龙脉，获得灵感的源泉。因此，寻根意味着要走进乡土，因为“乡土是民族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凝结着民族深刻的记忆，再现被新近的现实力量强压入集体无意识里的意象，解开其中缠绕不清的情结，获得理解社会和人生的悟性，从而也转移人们对现实粗浅的观念。通常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现实理解为一个空间范畴，一个当前存在而没有时间纵深的领域，把历史当成大脑里随时可以终止的一种回忆，甚至企图切断它与过去的所有联系，殊不知现实只是历史的一个截面，一个剖开的部分，历史却是现实的纵深。要充分、深入地把握正在进行中的生活，就必须埋入黄土的记忆。“乡土中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它们有时可以被纳入规范，被经典加以肯定，像江浙南戏所经历的过程一样。反过来，有些规范的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逝而流入乡野，默默潜藏，默默演化。像楚辞中有的风采，现在还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清、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文化的东西进行批评的吸收，来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
在强调文化寻根的重要性的同时，韩少功警惕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撞了南墙撞北墙的简单摇摆，指出：寻根“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就在“寻根”文学如火如荼的时候，韩少功却躲进了武汉大学英文系，在樱花大道旁的学生宿舍里大啃英文，除了写家信，几乎不与中文打交道。居住武汉市的文友们都不知道他猫在这里，以致就“寻根”话题前来采访他的《文艺报》记者潘凯雄打听了好久，才在学生食堂里找到他。同室学友们也到这时才知道，这小子是个作家啊。
《文学的根》发表之后，阿城、郑义等人在《文艺报》撰文，对这一主张作了各自的阐述，由此开始形成了自觉的“寻根文学”潮流，引发了文学界和思想界关于“文化寻根”的大讨论。寻根的理念受到了来自老新、左右两股力量的夹击，2000年3月，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周”期间，韩少功作了《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的演讲，回顾了这一段历史：“在朝的‘左派’批评家们认为：文学的‘根’应该在本世纪的革命圣地‘延安’，而不应该在两千年前的‘楚国’或者‘秦国’，因此‘寻根’之说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野的右派批评家们则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完全腐朽，中国的文学只有靠‘全盘西化’才可能获得救赎，因此‘寻根’之说完全是一种对抗现代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看出这两种批评虽然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但拥有共同的文化激进主义逻辑，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血缘相连的儿子。这两个儿子都痛恶传统，都急切地要遗忘和远离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985：文学的根（5）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韩少功不作任何正面的回应，但他后来还是追写了《东方的寻找和重造》和《胡思乱想》两篇随笔，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寻根理念，将其与海外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的“寻根”，和国粹主义、地方主义区别开来。“就我自己的理解，所谓寻根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东方文化自然有很糟糕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东方的寻找和重造》）。这种优势包括直觉思维，区别于西方条理分割和逻辑抽象的整体把握，以及在审美上对主体风骨、气韵等心态的推崇。在对寻根理念加以阐述的过程中，韩少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悟性。虽然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始作俑者之一，但他并不喜欢戴这顶帽子，让它把自己的脑袋罩住。在1987年发表于《北美华侨报》的《胡思乱想》一文中写道：“有一种‘寻根’的意向，但不好说什么‘派’。一谈‘派’就有点阵营感、运动感，而真正的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与热热闹闹的事没有多大关系。赞成‘寻根’的作家也是千差万别的，合戴一顶帽子有点别扭。‘寻根’也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我们谈了根，也谈了叶子，谈了枝干。是不是要有‘叶子派’、‘枝干派’？”
十多年后，在王雪瑛女士谈到“文化寻根”问题时，他又再度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确实在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但文化传统是文学问题中的一个，并不是全部的问题。我不知道‘文化寻根’的确定含义，不知道它与田园文学、乡土文学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什么区别，‘文化寻根’这顶帽子也就太大了，大得没有什么用处了。另一方面，文学现象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人对乡土有兴趣，往往是因为他生活在城市里。一个人对传统有兴趣，可能是因为他已经非传统了，甚至反对传统了。就像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只有穿上衣服的人，才能欣赏裸体的美丽。”这些话语表明了韩少功思维的开阔旷达和整体把握事情的定力，透露出一种游刃有余的中庸心法。精神建造不能凭空而起，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如果各种资源都充分具足，就不需要提出什么诉求，默默去创作就是了；若是提出某种诉求，或拿某种东西来说事，说明这种东西还处在欠缺甚至严重欠缺状况，需要加以补充，并非意味着只有这种资源才是唯一必需和有价值的。寻根理念完全是针对文学创作的无根状态这一时弊而提出的药方，但人们却把它当成医学的基本理论来对待，指出它存在种种片面。许多无端的争论都是这样衍生出来的，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爸爸爸》与《女女女》（1）
沉寂三年，修足“拙火定”之后，韩少功突然出山，连续抛出《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风格相近的作品，使自己从文学寻根运动的摇旗者变成实践者。这一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牢不可破的地位。他真正意义的文学创作从此开始。
开始于1982年的悲观怀疑进入了作品并成为它们的基调，对社会的批判转入了对人性黑暗的洞察。从人性的变异来寻找民族的兴衰，拨清生活的迷惑成为一种视角。尽管韩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有意隐晦了自己的判断力，放弃了批评家的口径，企图完全地成为生产者本身，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