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第9章

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一些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忆、陈建功，等等，想写出更多的中国‘味’，便常常让笔触越过这表层文化，深入到胡同、里弄、四合院和小阁楼里。有人说这是‘写城市里的乡村’。我们不必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是凝聚历史和现实、扩展文化纵深感的手段之一。”（《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细心研磨出来的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和阿城的《棋王》系列小说，更是充满中国文化的气韵，特别是道家哲学的微妙意趣。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召集国内著名的评论家和小说家，在杭州陆军疗养院“将军楼”举行了一次为期七天的会议，议题为《新时期文学的回顾与预测》。这次会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被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认为是文学寻根运动崛起的标志。由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正在进行“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会议没有邀请任何记者，事后亦没有消息见报，没有留下完整的会议记录，只有一些与会者版本不同的回忆。韩少功发表在2000年《上海文学》上的《杭州会议前后》是其中的一个版本。在这里有必要引用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
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荷兰汉学家林恪先生告诉我，某位西方汉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说到中国80年代的“文化寻根”运动发起于1984年的杭州会议，完成于1989年的香港会议云云（大意如此），而有些国外的文学批评家后来都采用这种近乎权威的说法。这就让我不无惊讶。我还没有老年痴呆症。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起码算得上一个当事人吧。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会议完全没有那位汉学家笔下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寻根运动”，恰恰相反，所谓“寻根”的话题，所谓研究传统文化的话题，在这两个大杂烩式的会议上的发言中充其量也只占到百分之十左右的小小份额，仅仅是很多话题中的一个，甚至仅仅是一个枝节性的话题，哪能构成“从杭州到香港”这样电视连续片式的革命斗争和路线斗争大叙事？已逝世的《上海文学》前负责人周介人先生曾有一篇对杭州会议发言的记录摘要，发表在数年前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完全可以印证我这一事后的印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85：文学的根（3）
1984年深秋的杭州会议是《上海文学》杂志召开的，当时正是所谓各路好汉揭竿闹文学的时代，这样的充满激情和真诚的会议在文学界颇为多见。出席这个会议的除了该杂志的几位负责人和编辑群体以外，似有作家郑万隆、陈建功、阿城、李陀、陈村、曹冠龙、乌热尔图、李杭育，等等，似有评论家吴亮、程德培、陈思和、南帆、鲁枢元、李庆西、季红真、许子东、黄子平，等等。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毛头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谋反冲动，有急不可耐的求知期待，当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阶段性存在的那种自信和张狂。大家对几年来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都有反省和不满，认为它虽然有历史功绩，但在审美和思维上都不过是政治化“样板戏”文学的变种和延伸，因此必须打破。这构成了一个共识。至于如何打破，则是各说各话，大家跑野马。我后来为《上海文学》写作《归去来》、《蓝盖子》、《女女女》等作品，应该说都受到了这次会议上很多人发言的启发，也受到大家那种80年代版本“艺术兴亡匹夫有责”的滚滚热情之激励。这次会上的“寻根”之议并不构成主流。李杭育说了关于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别，算是与“寻根”沾得上边。我说了说后来写入《文学的根》一文中的部分内容，也算是与“寻根”沾上了边。被批评家誉为“寻根文学”主将之一的阿城在正式发言时则只讲了三个小故事，打了三个哑谜，只能算回应会上一些推崇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言。至于后来境外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总要谈到的美国亚历克斯？哈里所著小说《根》，在这次会上根本没有人谈及，即便谈及大概也会因为它不够“先锋”和“前卫”而不会引起什么人的兴趣。同样是境外某些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必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没有成为大家的话题，因为他的《百年孤独》还未译成中文，他获诺贝尔奖的消息虽然已经见报，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陌生的词还没有什么人能弄明白。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大家兴趣更浓而且也谈得更多的外国作家是海明威、卡夫卡、萨特、尤奈斯库、贝克特，等等。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一个陌生的名字马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位西藏作家将最早期的小说《冈底斯诱惑》投到了《上海文学》，杂志社负责人茹志鹃和李子云两位大姐觉得小说写得很奇特，至于发还是不发，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嘱我和几位作家帮着把握一下。我们看完稿子后都给陌生的马原投了一张赞成票，并在会上就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残雪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化作肥皂泡的母亲》也经我的推荐，由我在《新创作》杂志的一位朋友予以发表。这一类事实十多年来已差不多被忘却，现在突然想起来只是缘起于对某些批评文字的读后感叹。这些批评最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比如他们硬要把百分之十当作百分之百从而在杭州组成一个“寻根文学”的团队，并且描绘这个团队与马原和残雪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在80年代形成了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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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周介人先生根据个人记录整理发表的《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转引自《新尺度》，周介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韩少功的回忆基本上是可靠的，当然，也有个别事实由于年代已远的原因记忆有些出入。同是与会者的蔡翔认为韩少功的记忆可能有误，因为在“‘杭州会议’上当时大家都提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记得《译文》上还是什么杂志上有过介绍，可能片段的翻译有过。大家都提到这个话题，说《百年孤独》怎么样，是立足本土的创作”（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其时，拉美文学‘爆炸’，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中国当代文学刺激极深，由此则谈到当时文学对西方的模仿并因此造成的“主题横移”现象。蔡翔在《关于“杭州会议”的前后》中承认：“我已无法回忆具体的个人发言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把‘文化’引进文学的关心范畴，并拒绝对西方的简单模仿，正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面对‘文化’的关注，则开始把人的存在更加具体化和深刻化，同时更加关注‘中国问题’。当然，当时会并没有明确提出‘寻根’的口号。会议结束以后，次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文学的根》一文，方明确有了‘寻根’一词。稍后，阿城、郑义等人在《文艺报》撰文展开文化讨论，标志着‘寻根’文学真正开始兴起。而《上海文学》则连续发表了韩少功《归去来》、郑万隆《老棒子酒馆》等作品，推动着‘寻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些应该说与‘杭州会议’有着种种内在瓜葛。‘杭州会议’表现出的是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当时非常复杂的思想状态，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同时又试图对抗‘西方中心论’；一方面强调文化乃至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又拒绝任何的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同上注）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5：文学的根（4）
杭州会议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生重大变故的1985年之前召开的，这种变故是遵循着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逻辑并已经在众多作家的心里谋划着。按照一般历史叙事的模式，需要有一个标志性的事情来加以表述，于是杭州会议作为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自然被赋予一种象征的性质，预示着新文###动的到来。但这次会议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