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快意恩仇录》第39章

经受得起，我怕我还要固执一个没有回复的爱情，我又望见你的年轻在阳光底下焕发着，我轻轻地闭上眼睛，我让心一阵接一阵地抽着痛。你让我懂得什么叫心痛。
号外，如果我对你有过幻想、有过渴望，那么让我的幻想、我的渴望就这样死去，死去从你身上，让我的爱情连同我的幻想、我的渴望一同埋葬，埋葬在你身上。
（也许，你真的是号外吧，还好你说过你是号外，不然，在大街上我该如何站立，如何排列呢？）
写“号外”时候的“小y”，人已在香港。终于有一天，她回来了，她返台度假，她想通了：“我实在该走近你。”我们手牵手，依偎着，一起走进阳明山“新荟芳36”，在温泉旅馆中，她给了我处女所能给出的一切。－“我的幻想、我的渴望就这样死去，死去从你身上，让我的爱情连同我的幻想、我的渴望一同埋葬，埋葬在你身上。”最近，她一语成愿，真的埋葬在我身上。当我“强奸”她的时候、当她迷茫中喃喃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的时候，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种“死去从你身上”，我仿佛觉得：这可爱的小处女，正在被蹂躏中同我一起死去、一起死去。在灵肉边缘、在生死线外，人间还有更好的死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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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株纪（1）
小！说
种桑江边，根株沧海　求仁得仁，大屌不甩
我主持的《文星》杂志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官方封杀的，自此四年的文星风云，慢慢走向落幕。这时我三十岁。第二年开始，官方大规模的查禁我的著作，不管是文星出版的，还是我自己出版的，都在封杀之列，同时，由于胡秋原、徐高阮等的陷害，我被警备总部约谈，严然一“匪谍”矣。这时我三十一岁。一九六七年，虽然官方麻烦不断，个人困难重重，但我还是义助殷海光。这时我三十二岁。
一九六八年，我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动，并义助柏杨。这时我三十三岁。一九六九年，我又义助彭明敏。这时我三十四岁。这四年岁月，我整个的感觉如同陶渊明《拟古》九首中的最后一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这诗旧解都说以桑树喻晋朝，但我觉得喻自己的努力；才是正解。自己的努力，在乱世之中，一切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本来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逸民传》里记鬼谷子对苏秦张仪说：“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风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枝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正因为所居之地，是易遭“斧斤之患”的所在，所以柯叶之折与根株之浮，也就毫不意外了。这首诗有强烈的“求仁得仁”味道，意态悠远可喜。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中第三首也是我最喜欢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写他在庐山种豆的种种辛苦，最后晚露弄湿了衣服，旧解“夕露沾衣，喻贫贱之来伤人也”，但我觉得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素愿，才是正解。我甚至觉得，这首诗该引申解释做志士仁人为素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对我个人说来，我在文星的努力，也正有陶渊明这种诗情。
文星时代朋友中，有人是从头到尾看到“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的局面的，其中最值得一写的，是梁实秋先生。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其中提到：老朽昏债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梁实秋先生，后来认识了，聊过许多次天，证实我那篇文章的论断，完全无误。梁实秋在台湾，虽然“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忌过。他告诉我：他家被搜查过一次，“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
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
事后我写信给吴国帧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据我研判，国民党当年对梁实秋这番“戏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跟罗隆基等的关系；第二个目的在警告他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已经沦落到台湾来，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偷打字机事件后，还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他还告诉我：他译的那本《沉思录》（meditations），作者是二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玛克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认为是十九世纪的马克思而惹过一点小麻烦。他还告诉我一些秘闻，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一个中译本，擅挂他的名字，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翻的；傅儒家里养了一对夫妻，事实上全和这位大艺术家有关系……他还谈到他很欣赏当时的柳腰歌星华伯保，事后我请萧孟能买了入场券送他，他欣然而往。这些琐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实秋。梁实秋在一九二九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版），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靠着张君励，也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如今沦落台湾，自然不敢造次。他在台湾三十八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决然的从民社党中脱队了，遇到国民党要他捧场的地方，不论是为反共义士做宣传、不论是为文艺大会做样板、不论是让大官人向他颁奖赠勋，他都无不从命。有一次他跟我说，一次文艺什么会上拖他去，他感觉好像被人耍了，后来转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软弱如此，但梁先生却如此软弱，他太令人失望了！当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锁》的书）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以（52）公新一字第0三一九号函，予以查禁，同时“中国文艺协会”拦腰做上一票，趁机把郭良蕙开除了会籍。郭良蕙跑到梁实秋家去抱怨，梁实秋是这样答复的，他说：“郭良蕙啊！这件事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该开除你；第二个错误是你不该加入。”梁实秋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我觉得很可以警世，所以至今没有忘记。梁实秋说这故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中国文艺协会”会员，而我却不是——对国民党的任何会，我是不屑参加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文星》杂志被罚停刊一年，《纽约时报》请我写新闻槁，乃与萧孟能一同拜访梁实秋，请代为英译，但他表示为难。谈了两小时，告辞出来，萧盂能和我都觉得梁实秋连这点小忙都不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
文星风雨飘摇之日，我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最后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马路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