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152章

从白校长的角度看来，大学是把革命杜绝于未萌的最佳堡垒。有一个企业界领袖说美国的大学没有尽到培养企业人才的责任。白校长说这是误解。他说美国大学毕业生只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可是他们握有将近百分之六十全国最重要的职位。最令人痛心的是，白校长说那些用欺诈之术（scoundrelism）积攒巨富的人，没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生。他说有钱人要散财，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捐钱在大学里设立或扩展其历史、政治、社会科学的科系。这是为演化作铺路最正确的方法，因为演化最能够用来杜绝革命于未萌的基础。＇3＇
除了白校长以外，康乃尔大学闪族语言教授须密（N。Schmidt）先生也忧心革命的破坏，而主张用开明立法的方式消弭革命于未萌之前。须密教授在1913年10月7日在“理学会”作了一个演讲。他的题目是：《抗争：以违法来争取合法权》（Militancy：LawBreaking　as　a　Means　of　Gaining　Legal　Rights）。须密教授认为不遵守法律就是不道德的行为。这是因为我们都遵从权威：从父母、老师、社会、法律到个人所遵奉的道德或神祉的最高权威。激进者无视习俗或法律，只有两种解释：一是他们是罪犯；二是他们的所见超乎现行的法律，他们怀抱着更高的理想。须密教授说，当时在抗争的妇女参政运动者属于后者。他说历史上用违法的方式来争取权益的例子很多：瑞士、荷兰、瑞典、希腊和中国史上都有这些例子。
激进者用破坏的手段的用意亦同。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无法举兵来争取他们的权益，社会上的大多数者太有力了，任何武力的抗争等于是以卵击石。于是，他们改采纠缠、游击、骚扰、折磨敌人的方法。这些方法有时候相当有效。争取妇女参政权的女性所用的方法就是如此。她们并没有在井里下毒或者砸烂机器。但她们砸破玻璃、放火烧屋、揪住英国首相的大衣后摆、对准他的耳朵高呼：“给妇女投票权。”
须密教授认为有两种更好的方法：第一种是由下而上的，是用不抵抗的方法，或者用胡适引须密教授所说的“消极的抵抗”（passive　resistance）（见第六章）的潜移默化的方法。这是基督、佛祖、宗教改革和匮克派的方法。也就是后来甘地用的方法。那是一种消极的屈服，虽屈服于不公不义，然抗议犹在。须密教授认为抗争者也许最好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用这种方式的人最终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他们所争取的目的。另一种则是由上而下的做法。也就是说，已经享有特权或权益的人要开明、要有远见，主动立法让社会上的其它人也得以分享特权或权益。须密教授说，依他个人的看法，这是消弭革命于未萌最好、最有效的的方法。＇4＇
在1913年听取白校长和须密教授演讲的时候，胡适在思想上还是一个不成熟的青年，他还没进入绝对不抵抗主义的阶段。然而，即使他后来在意识形态上要比白校长前进得多了，即使他后来扬弃了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这种用社会立法的方式，来补“天地之不仁”、“天行之酷”的想法——不管是出自博爱、推己及人之心；或者是出自未雨绸缪、为人为世作设想；或者是出自阶级自保之心——一直成为胡适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点。等胡适从杜威1916年那两篇文章里悟出“规划”、“管理”和“控制”的道理以后，那只有更坚定他对社会立法的信念。
胡适这个用社会立法来从事改革以避免革命的信念是非常坚定的。即使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使他振奋而为之赋诗，但这个坚定的信念却从未动摇。他在1917年3月21日的《留学日记》里录下了一段剪报，记载了俄国的学生、起义的士兵以及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不分党派异见，大家革命与共，在街头上并肩齐进的气象：
一群群的学生——很容易识别，因为他们蓝色的帽子和深色的制服——加入了衣着褴褛的叛军的行列；各色各样的人士也陆续加入。一时之间，＇革命＇的理想超越了党派的异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5＇
胡适读报有感，特别为之填了一首《沁园春》，写了半阕。直到三个礼拜以后，他才有时间把下阕填好。他先写了一个序：
吾前作《沁园春》词记俄国大革命，仅成半阕。今读报记俄国临时政府大赦旧以革命暗杀受罪之囚犯。其自西伯利亚赦归者盖十万人云。夫囚拘十万志士于西伯利亚，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罗曼那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而爱自由谋革命者乃至十万人之多，囚拘流徙，摧辱残杀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
词曰：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看乌衣蓝帽，轩昂少年，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6＇
即使胡适在此为“十万囚徒”庆幸，为之高歌“新俄万岁”，这并不表示胡适就像邵建所说的，是赞同革命的。＇7＇他在这首词里说得非常痛心而且透彻：“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他在《序》里说得非常清楚：“夫囚拘十万志士于西伯利亚，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罗曼那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正由于罗曼那夫皇朝的愚蠢，不懂得未雨绸缪、断尾求生，用改革、立法的方式，来因势利导那汹涌澎湃的争自由之心，“罗曼那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俄国的罗曼诺夫皇朝之倒也，不足惜、不足悯，因为倒的是一家、一朝、一独夫。论代价，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人才、生命、资源的浪费。胡适之所以会颂赞“新俄万岁”，他所颂赞的与其说是革命，而毋宁说是“沙俄”的终结，“新俄”的开始；他所颂赞的，是社会的浪费的终止，他所希冀的是“规划”、“管理”和“控制”的开始。胡适对“新俄”的期待或许是一相情愿，不过那不是重点。没有人可以预见未来。任何人如果用后见之明来讥诋胡适的不能有先见之明，只是暴露了自己的浅见，没有领悟出胡适颂赞的重点。
＇1＇《胡适日记全集》，1：492493。
＇2＇《胡适日记全集》，1：417427。
＇3＇“Social　Study　Will　Forestall　Revolution，”Cornell　Daily　Sun；　XXXIII。183，May　30，1913，p。1。
＇4＇“Wise　Legislation　Best　Avenue　to　Justice，”Cornell　Daily　Sun；　XXXIV。15，October　8，1913，p。1。
＇5＇《胡适日记全集》，2：490491。
＇6＇《胡适日记全集》，2：507508。
＇7＇邵建，《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页177。
第八章　诗国革命，造新文学
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最不朽的贡献，恐怕就是新文学运动了。这个新文学运动的发源地在美国的旖色佳。它的来龙去脉，可以在胡适的《留学日记》里寻得痕迹。胡适后来又用很生动的文笔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这就是他在1934年写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后来收为他的《四十自述》的附录。胡适晚年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口述自传》，很可惜没有添增任何新的资料或历史的回顾。根据唐德刚的的回忆，胡适《口述自传》里相关的四节，是他跟胡适从《逼上梁山》那一章翻译成英文的。＇1＇
胡适一辈子爱说他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2＇他又爱说自己是一个有“历史眼光”（historically　minded）的人。＇3＇然而，每当说到自己的时候，特别是关系到他思想发展上的关键问题的时候，胡适却常又为德不卒，不能贯彻他这个追本溯源的态度。其结果常是驱使旁人去猜谜。如果他愿意夫子自道，许多有关他的争议就不会成为历史的公案。可惜，他常在关键点上卖关子。人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文章”，硬是吹皱了一池春水，他胡博本人却逍遥在一旁，不置可否。白话文学运动的缘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胡适留美的时代开始到今天，胡适的文学革命的灵感来源就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论题。到现在，还有人错误地说胡适文学革命的灵感来源是西方的近代文学潮流，特别是意象派（Imagism）；有的人则同样错误地把它归为是本土的。
只有傅云博（Daniel　Fried）最具慧眼。他独排众议，说胡适的诗学革命的灵感来源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