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151章

＇20＇《胡适日记全集》，2：166167。
＇21＇《胡适日记全集》，2：210。
＇22＇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3543，210。
＇23＇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April　17，1927。
＇24＇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296298。
＇25＇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December　6，1915。
＇26＇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June　4，1939。
人类文明的展望
胡适在留美期间对人类文明的展望也逐渐发展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他一生的政治思想一直到1940年代的，就是他从社会立法的角度来救济传统自由主义的不足的想法。最典型的一个叙述，就是胡适在1914年9月9日游波士顿时跟哈佛大学留学生孙恒的谈话。孙恒认为当时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人“不知自由平等之益”，他说那是“救国金丹”。胡适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中国“病不在于无自由平等之所说，乃在不知诸字之真谛”。胡适对孙恒说：“今人所持平等自由之说，已非复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之平等自由。”他进一步作了解释：
向谓“人生而自由”（L’homme　est　né　libre——Rousseau＇卢梭＇）。果尔，则初生之婴孩亦自由矣。又曰：“人生而平等”。此尤大谬。人生有贤愚能否；有生而癫狂者、神经钝废者；有生具慧资者；又安得谓为平等也？今之所谓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但不侵越此界，则个人得随所欲为。然有时并此项自由亦不可得。如饮酒，未为侵犯他人之自由也，而今人皆知饮酒足以戕身；戕贼之身，对社会为失才，对子孙为弱种。故有倡禁酒之说者，不得以自由为口实也。今所谓平等之说者，非人生而平等也。人虽有智愚能不能，而其为人则一也。
故处法律之下则平等。
胡适接着引申了他的社会政治哲学。这也就是说，胡适把人生而不平等归咎于天，亦即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天地不仁”，可以由人治，亦即由社会立法来补救：
夫云法律之下，则人为而非天生明矣。天生群动，天生万民，等差万千，其强弱相倾相食，天道也。老子曰：“天地不仁”，此之谓耳。人治则不然。以平等为人类进化之鹄，而合群力以赴之。法律之下贫富无别，人治之力也。余又言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趣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而趣社会主义。不观乎取缔“托拉斯”之政策乎？不观乎取缔婚姻之律令乎（今之所谓传种改良法（eugenic　laws），禁癫狂及有遗传病者相婚娶，又令婚嫁者须得医士证明其无恶疾）？不观乎禁酒之令乎（此邦行禁酒令之省甚多）？不观乎遗产税乎？盖西方今日已渐见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义）之弊。今方力求补救，奈何吾人犹拾人唾余，而不深思明辨之也。＇1＇
其实，这并不是胡适第一次引申这个“天生”与“人治”对立，或者，更确切地说，用“人治”来补救“天生”的社会政治哲学。他在1914年7月28日的日记里，就透过描写人类用工程技术凿径筑桥，让人人都能得享大自然之美的做法，来宣扬人定胜天、以人工来弥补天地不仁的做法：
廿五日往游活铿谷（Watkins　Glen；　N。Y。），此地真天地之奇境也……此地近由纽约省收为公园，依山开径，跨壑通梁，其险处皆护以铁栏，故自山脚至巅，毫无攀援之艰，亦无颠踬之虞。视前游英菲儿山探险之奇之乐，迥乎不侔矣。然“佳境每深藏，不与浅人看。勿惜几两屐，何畏山神悭？要知寻山乐，不在花鸟妍”。其缺憾所在，在于不均。天下能有几许人不惜寻山之屐，不畏攀援之艰耶？今国家为凿径筑桥，坐令天险化为坦途，妇孺叟孩皆可享登临之乐，游观之美，不亦均乎！此中亦有至理存焉。英菲儿山任天而治者也，探险者各以其才力之强弱，定所入之浅深及所见之多寡；惟其杰出能坚忍不拔者，乃能登峰造极，尽收其地之奇胜；而其弱不能深入或半途而止者，均王介甫所谓“不得极夫游之乐”者也。其登峰造极者，所谓英雄伟人也：敌国之富人、百胜之名将、功名盖世之豪杰、立德立言之圣贤，均此类也。其畏而不敢入者，凡民也。入而不能深者，失败之英雄也。所谓优胜劣败，天行之治是也。活铿之山则不然，盖人治也、人择也（rational　selection）。以人事夺天行之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吾所谓天行之酷也）。人之智慧材力不能均也，天也，而人力可以均之。均之者何也？除其艰险，减其障碍，俾曩之惟圣且智乃可至者，今则匹夫匹妇皆可至焉；曩之所谓殊勋上赏以待不世出之英杰者，今则人人皆可跻及焉。以人事之仁，补天行之不仁，不亦休乎！不亦仁乎！＇2＇
胡适在这两则日记里的立论，其理论基础实际上就是一个历史的进化论。活铿谷和英菲儿山瀑布（Enfeld　Falls）代表的是“天行”与“人择”的两个模式。英菲儿山瀑布是“任天而治者也，探险者各以其才力之强弱，定所入之浅深及所见之多寡”。活铿谷则不然，纽约省把它“收为公园，依山开径，跨壑通梁，其险处皆护以铁栏”。其结果是连“妇孺叟孩皆可享登临之乐，游观之美”。英菲儿山瀑布和活铿谷诚然都是奇境美景。然而，英菲儿山瀑布只有年轻力强、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方能得以欣赏；反之，活铿谷因为经过了人工的整治，人人都得以享之。把这两个天然的奇景拿来作比喻，“十八世纪学者所持的任天而治（放任主义）”就像是英菲儿山瀑布；活铿谷就像是胡适所说的二十世纪的“干涉主义”与“社会主义”。前者是天行之治的典型；后者则是人择的典型。从胡适的角度来看，去拥抱“十八世纪学者所持的任天而治（放任主义）”不啻于是“拾人唾余”。莫若二十世纪的“干涉主义”与“社会主义”，“以人事之仁，补天行之不仁，不亦休乎！不亦仁乎！”
胡适所持的这种“干涉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有他思想的来源的。他在康乃尔的老师不只一位是持这种观点的。其中，胡适所敬爱的康乃尔大学创校的白校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胡适在日记里演申他的“天行”与“人择”的理论的一年之前，白校长就在1913年5月29日在“费·倍塔·卡帕荣誉学生会”（Phi　Beta　Kappa）和“理学会”（Ethics　Club）联合主办的会里作了一个演讲。我们记得胡适在该年3月被选为“费·倍塔·卡帕荣誉学生会”的会员。白校长这个演讲的题目是《演化与革命的对比：从政治上来观察》（Evolution　vs。Revolution　in　Politics）。这个题目是白校长从十九世纪末年开始就常公开演讲的一个题目。
革命与演化对比，白校长称前者为“灾难带动的发展模式”（development　by　catastrophe）；后者为“有秩序的发展模式”（orderly　development）。革命的例子不胜枚举，墨西哥的革命以及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属于此类。白校长说大家的眼前就正在上演着一出革命的闹剧。他的例子就是当时英国的妇女参政运动。他说在妇女参政运动者演出全武打以前，英国的下院其实有大多数的议员愿意投票支持。然而，在妇女参政运动者用暴力的手段去宣扬她们的“理想”以后，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议员就表明说他不再支持了，因为他如果支持，不就等于说他赞成任何用暴力的手段来达成目的的行为吗！
白校长保守的态度在在地表现在他对美国独立革命的评价，以及他对非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嫌恶上。他说：
美国独立革命发生以前，如果比较稳健的人得以当道，＇北美十三州＇的殖民地就很有可能跟母国维持更久的一段关系。如果历史的发展是那个样子，则英格兰、苏格兰的人，就可以继续以移民的方式来给我们的文明注入新的活力，而不是被导到别的方向去；等＇殖民地与母国＇分家的时候，很可能是和平的方式；而到了分家的时候，这些州的人民里也就会有较高比例的盎格鲁—撒克逊种，那就会有助于同化那些后来蜂拥而来的较劣的人种。我们如果不立法限制这些劣等的种族进来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是一声不响的蛮人大迁徙，那是会毁掉这个国家的，就好像历史上前一波的蛮人大迁徙导致罗马帝国的覆亡一样。
从白校长的角度看来，大学是把革命杜绝于未萌的最佳堡垒。有一个企业界领袖说美国的大学没有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