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153章

只有傅云博（Daniel　Fried）最具慧眼。他独排众议，说胡适的诗学革命的灵感来源不是“近代”的，而是“传统”的。他说：“胡适所没有透露的，大多数读者所没有发现的，就是《尝试集》里的新诗之所以看起来会是‘现代’的，完全是因为语言上的错置（dislocation）＇所引起的错觉＇。事实上相当讽刺的是，胡适的诗体所用的典范很明显的是传统的英诗。在康乃尔大学以及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胡适所念的诗主要就是当时美国大学生读的标准教材：伊丽莎白时期、浪漫主义、维多利亚时期，特别是布朗宁（Browning）和邓耐生（Tennyson）的诗。即使胡适当时读了当代的英诗，他所读的也是发表在通俗杂志里的一些文体相当传统的诗，而不是发表在那些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现代主义的刊物里的诗。他所涉猎的都留下了印记：不管是从用字遣词、意象、主题还是音律来看，胡适所写的诗都非常接近那些传统英诗的范例。”＇4＇
傅云博接着从用字遣词、意象、主题、音律来分析了几首胡适体的新诗和胡适翻译的几首英诗。他同时也注意到胡适留美时期所写的英诗。在这两相对比之下，其结论是相当令人信服的。傅云博说，我们不须要去寻找胡适新诗的灵感究竟是从哪一位大师那儿得来的。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学会了作英诗。他的中文新诗就是从他实地的英诗写作的经验中转借、挪用过来的。最其讽刺的是，胡适所学、所写的英诗，放在英文的语境里，也充满了其所自有的陈腔、对仗和套语。那跟胡适立意推翻的传统诗词里的陈腔、对仗和套语，其实有异曲同工的意味。“然而，对胡适来说，学习这些章法来写英诗一定是一个很新鲜的经验。同时，把那些章法运用到白话诗上，对读者来说一定是一件更新鲜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梅光迪跟其他批胡者说胡适的诗学革命严格来说不是他的发明，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只是，革命这个名词变成了一个路障，使他们都找错了门路：影响胡适的不是《诗刊》那一类杂志里的激进理论家所写的诗，而主要是维多利亚体的诗。不管那对美国的现代派诗人来说是多么的陈腐，对写英诗是新手、而他本人又身在英诗的体制之外的胡适来说，却是很具革命性的。”＇5＇
逼上梁山？
《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所谓“逼上梁山”者也，就是“予不得已也”的意思。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解释给英文读者说：被逼上梁山作“好汉”，是“中国的一句成语，意味着一个人在违反初衷之下，被迫铤而走险”。＇6＇我们当然可以说，“逼上梁山”只不过是一个比喻，即使形容过当，似乎也没有特别去吹毛求疵的必要。然而，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比喻失当的地方，就在于它适足以抹杀了历史——胡适自己的心路历程史——而把他的文学革命，截断其流，硬是把它产生的缘由给斩断了。更重要的是，白话文学革命的历史跟胡适个人的文学教育过程是不可分割的。没有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所受的英国文学教育，也就不会有白话文学革命。胡适所提倡的诗国革命绝对不是逼上梁山，而是经由他自己实地实验——包括英诗的写作——以后所取得的经验、心得与信念的发挥。他不但不是被“逼上梁山”，而且，即使他是上了“梁山”，那也绝对不是违反初衷，而其实是梦想成真。胡适为什么会把他的文学革命的缘起作了这个截流的举措呢？他为什么会把他私心企盼的文学革命说成是“逼上梁山”的结果呢？也许，这又是他丢给后日为他立传的历史家的挑战。即使后日为他立传的人不去找他在康乃尔选修的英文课，光是他在《留学日记》里留下来的资料，就足够历史家去按图索骥了。
胡适自己说得好：“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7＇这段话当然不完全适用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毕竟不是美国人；作为一个外国学生，他对美国政治、社会、思想的了解主要是透过美国大学的这面棱镜，这包括他选修的课以及他的交友圈。换句话说，留学生其实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然而，胡适在这段话里所强调的“寻因”，则是完全适用于研究文学革命的缘起的。
胡适在《逼上梁山》里，为文学革命说了一个缘起的故事。他说当时清华驻华盛顿的学生监督处有一个英文秘书，是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名叫钟文鳌。胡适说他是个怪人。他每个月寄支票给庚款生的时候，总要在信封里夹一些他自己印制的宣传品。内容大致是：“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等等。他说庚款生平时收到这些小传单，总是顺手把它向字纸篓里一丢就算了。可是有一天，胡适说大概是1915年吧，他又收到一张传单，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他说要教育普及，非得用字母不可。胡适说他一时动了气，就写了一封短信去骂他，说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那封信寄出以后，胡适就有点懊悔了。他后来觉得：“我既然说钟先生不够资格讨论此事，我们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
胡适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这是他后来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的缘起，但他很明显是把这件事作为促因。他说：
那一年恰好东美的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我是文学股的委员，负有准备年会时分股讨论的责任。我就同赵元任先生商量，“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由他和我两个人分做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赵君专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我的题目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8＇
人的记忆不可靠，这里又提供了一个实例。胡适在这里所说的“文学科学研究部”的由来，用当时留学生的翻译是“中国学会留美支会”。顾名思义，是虚位以待，让总会将来设在中国。而且它的英文名字不是“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而是“The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这个“中国学会留美支会”设立的时间是1910年，也就是“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该年在康涅迪克州哈德佛市（Hartford）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举办的第六届夏令营时成立的。＇9＇“中国学会留美支会”的第一届年会（1911），是在“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举办的第七届夏令会中举行的，地点是普林斯顿大学。＇10＇由于留美学生所组织的学会团体叠床架屋，美东、美中西以及美西的联合会在1911年统合成“全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以后，就出现了合并学会团体的呼声。1913学年度“全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会长郑莱宣布“中国学会留美支会”与“留美工程学会”以及“留美农林学会”已经成功地合并。其合并以后的名称，用胡适的译名来说是“学生同业会”（Vocational　Groups）。＇11＇
从这个合并、改组的意义上来说，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说这个“文学科学研究部”是新成立的，这并不能算完全不正确。至于他说他是文学股的委员，就太过谦逊了。根据胡适在《留学日记》里的记载：“四日晨，赴习文艺科学生同业会（Voc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Students）。郑君莱主席。先议明年本部同业会办法。众推举余为明年东部总会长，力辞不获，允之，又添一重担子矣。”＇12＇这时间是在1914年9月4日。当时他去参加“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在安谋司举办的第十届夏令会。有关他的职称，胡适在《口述自传》里的回忆才是正确的。他说：“我碰巧是该部门＇‘文学科学研究部’＇的会长。”然而，他说他和赵元任都在留学生的夏令会上宣读了论文，则又犯了语焉不详的毛病。＇13＇“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举办的第十一届夏令营，是1915年8月底到9月初在康涅迪克州中城（Middletown）的卫思理言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召开的。当时，胡适由于准备转学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去，他并没有参加。他在8月26日的《留学日记》里所记载的才是正确的：“作一文（英文）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将乞赵君元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