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94章

｛61｝王维桢：《王氏存笥稿》，卷十五。
｛6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63｝《世宗实录》，卷八十一。
｛64｝《世宗实录》，卷九十。
｛65｝《世宗实录》，卷一百零四。
｛66｝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
｛67｝《明史》，列传第九十七。
｛68｝《杨忠愍公全集》，卷首。
｛69｝《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十。
｛70｝黄云眉：《明史编纂考》。
｛71｝《世庙识余录》，卷十五。
｛72｝《国榷》，卷六十二，世宗嘉靖三十六年。
｛73｝【美】苏均炜：《大学士严嵩新论》。见《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
｛74｝｛75｝朱国桢：《涌幛小品》，卷九。
｛76｝《万历野获编》，卷八，内阁，居官居乡不同。参倒严嵩的关键人物邹应龙提供了相反的叙述：“今在南京、扬州、仪真等处用强，夺买人田产数十处，每处价可数千金，卖者价银才得十之四五而已，剥取民财、侵夺民利，如此类甚多。”（《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二十九，邹中丞奏疏，贪横廕臣欺君蠹国疏）不过，这里讲的是严嵩在南京、扬州一带的行为，不是袁州，说明严氏是逐渐才开始做坏事的。与严嵩相比，那个倒严领袖、扮演了为民除害角色的徐阶，在其故乡华亭，声名却极其狼藉，大肆侵夺民田，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时，受理无数这类控诉。那么，就算对邹应龙叙述不存疑问，为什么“彼此彼此”，徐阶乃“贤相”，严嵩却是“奸相”？
｛77｝｛78｝《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
｛79｝《世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三。
｛80｝《明史》，列传第八十四。
｛81｝《老子》，三十六章。
｛82｝《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83｝《世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五。
｛84｝《世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四。
｛85｝《明史》，列传第九十七。
｛86｝｛87｝｛88｝《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89｝｛90｝《国榷》，卷六十三，世宗嘉靖四十一年。
｛91｝《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92｝《国榷》，卷六十三，世宗嘉靖四十一年。
｛93｝｛94｝《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95｝《世宗实录》，卷五百一十九。
｛96｝《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四。
｛97｝《神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八。
｛98｝《明史》，列传第九十八。
｛99｝《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100｝｛101｝｛102｝《明史》，列传第一百一十四。
｛103｝“内忧”基本没有，正统以来几乎不可避免的“奄祸”意外地消失，严重的大规模的叛乱、暴动也不曾发生。“外患”方面，蒙古部落侵扰这老问题继续存在，但因蒙古已在衰落之中，强弩之末，虽然制造麻烦，自己却虎头蛇尾，没有构成英宗、武宗时期那么大的威胁；相比之下，倒是东南海防的“倭患”相当吃紧，但几经曲折之后，仗着胡宗宪用计及其制下戚继光、俞大猷一班名将的作战，最后算是弭平。所以，终其在位的这四十五年，嘉靖的日子可以说是比较平顺的，因此才能够优哉游哉躲在西内“大隐隐于‘宫’”。
｛104｝｛105｝《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106｝｛107｝《世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七。
｛108｝《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嘉靖始终不御正宫。
｛109｝《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西内。
｛110｝《国榷》，卷五十五，世宗嘉靖十年。
｛111｝《国榷》，卷五十五，世宗嘉靖十一年。
｛112｝《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13｝《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
｛114｝｛115｝《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116｝｛117｝｛118｝《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段朝用。
｛119｝《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佞倖，秘方见倖。
｛120｝《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21｝《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122｝《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月中仙人。
｛123｝李国荣：《帝王与炼丹》，第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
｛124｝《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佞倖，秘方见倖。
｛125｝《国榷》，卷五十九，世宗嘉靖二十六年。
｛126｝《国榷》，卷六十，世宗嘉靖三十一年。
｛127｝《国榷》，卷六十一，世宗嘉靖三十四年。
｛128｝《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129｝｛130｝《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31｝《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七。
｛13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引子
人类历史转眼来到17世纪。
本世纪，西方以英国为试验场，发生和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事件：国会作为民主一方，与专制一方的查理一世，反复拉锯；革命爆发，查理一世被处死，克伦威尔执政；共和失败，英国人再次选择君主制，然而同时通过《权利法案》，以立宪方式限制了君主权力。
地球的另一端——东方，明王朝的中国也大事频生。积攒了二百年的病症，一股脑儿赶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这二十年间，从内到外总体发作。巨厦将倾，朽木难支，东坍西陷，终于灭亡。
难题包括：阉祸、党争、内乱、外患。四大难题，无论哪个，严重程度在明代国史上都前所未有。单独一个，即足令人焦头烂额，此刻它们却四箭齐发、联袂而至，实为罕见之极的局面。
最后两位皇帝，天启和崇祯，由校和由检，一对难兄难弟。在断送朱家天下方面，朱由校未必功劳最大，却属于既往一十六位皇帝中最爽快、最慷慨者。在位短短七年，他以近乎狂欢的方式，为明朝预备葬礼，以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七年之后，他把一座建造好的坟墓交给弟弟朱由检，飘然逝去。朱由检则并不乐意进入坟墓，试图挣扎着走出来，然而死亡的气息已牢牢控制了一切。朱由检不思茶饭，全力抵抗，身心俱疲，终归是困兽之斗。朱由校庙号“熹宗”，若换成另外一个同音字，改称“嬉宗”，始觉般配。朱由检亡国吊死，由满清给他的陵墓起名“思陵”，似乎建议他多作反思｛1｝，实际上，崇祯面临的处境，并非思索所能克服，思之无益。
孟森先生说：
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2｝
意谓，崇祯运气很差，亡国时偏偏轮着他做皇帝。天启才是名正言顺的亡国之君，可他却挺走运，早早死掉，把上吊的滋味、亡国的苦痛留与崇祯品尝。亦正因此，这哥儿俩同属一个故事情节，彼此关系类乎长篇小说的上下部，放到一块讲述，才算贯通、完整。
1620年
历史，确有其诡秘之处，时而越出于理性所可解释的范围之外。
谁能相信，1908年10月21日，清朝光绪皇帝刚死，次日，慈禧皇太后也就跟着死去。两大对头之间，生命终结衔接得如此紧密，不像自然天成，反而更像人为所致。于是，慈禧害死光绪之说油然而生。但事实偏偏并非人们所想象的，所有的病历记录表明，光绪完全属于病情自然衍化下的正常死亡。没有恩仇，没有阴谋。历史就是如此巧合。
类似的巧合，不止一次发生。并且，巧合之中的巧合更在于，它常发生于一个朝代或一个历史政治单元完结的时候。惊诧之余，人们情难自禁地把这种现象，视为冥冥中不可抗拒的运数，视为一种天启。
1620年，大明王朝也收获了它自己历史上的一个特异年分，迎来了冥冥中分配给它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运数。
单单这一年，紫禁城两个月内接连死掉两个皇帝，先后共有三位皇帝彼此进行了权力交割。
更堪怪骇之处是，第三位皇帝匆匆坐上龙床后，他替自己择定的年号，居然就是“天启”！天地间，难道真有神意不成？难道无所不知的神明，是连续用三位皇帝走马灯似的登场、退场，来暗示大明子民：阴云袭来，他们的国家即将风雨飘摇？
因为一年之内送走两位皇帝，1620年，中国破例出现了两个年号。依例，新君即位当年，应该沿用大行皇帝年号，第二年改元，启用自己的年号。可是光宗朱常洛登基一个月暴毙，导致在中国历史纪年中，1620年既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前），又是泰昌元年（八月起）；进而，本该是泰昌元年的1621年，却变成天启元年。
明神宗——历史上他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