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84章

扬、根本不把老杨头放在眼里吗？在嘉靖的忽悠下，张璁果然按捺不住，公然地指责杨一清，嘲笑他“闲废之年，仍求起用”，控诉他搞一言堂，排挤不同意见。嘉靖的反应极阴险，他既不阻止张璁的攻击，也不怪罪杨一清，而是和稀泥，说一些“同寅协恭，以期和衷”｛64｝的不痛不痒的话，用意明显是鼓励双方继续争斗。杨一清果然上当，跟着上疏，反过来揭张璁的短，说他“志骄气横”，一贯“颐指气使”；一些科道官也闻风而动，起来弹劾张璁、桂萼（对张桂等的骤贵，许多人心里本来就不平衡）。嘉靖见状，心里笑开了花，马上顺水推舟勒令张璁“以本职令回家深加省改”｛65｝，桂萼致仕。谁都想不到，张前脚刚走，后脚马上接到让他回京重新入阁的圣旨。何故？盖因嘉靖的举动，纯属借端挫一挫张、桂的锐气，好让他们放聪明些，更乖更听话，绝非真想撵他们走。现在，嘉靖目的已经达到，杨一清的作用也宣告完结，所以张、桂回来不久，杨就失势，退休，一年后遭革职，死在家中。
眼下，张璁变成了当初的杨一清，于是嘉靖马上也给他找来一块绊脚石，就像当初他本人是杨一清的绊脚石一样。此人即夏言，一颗冉冉升起的政界新星。他在一年内，由给事中升为侍读学士，再升礼部尚书，升迁路线俨然张、桂翻版，速度却更快，人评曰“前此未有也”。如此重用的效果，让夏言也像当初的张璁一样，自我感觉极好，不可一世。张璁自然要反击。这两个人斗来斗去，其间张璁几起几落，渐渐，将原先的心气销蚀殆尽，最后可以说死于嘉靖的折腾。
但是，张璁掌阁时代，嘉靖尚未将他拉一个打一个、令其自相掣肘、隔岸观火、隔山打牛、借刀杀人这套组合拳，使到极致。在退居西苑之后，他才亮出压箱子底的真功夫，从夏言到严嵩，再到徐阶，→文·冇·人·冇·书·冇·屋←三代内阁在他的匠心独运之下，斗得天昏地暗，精彩纷呈，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非亡即败，再能翻筋斗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这当中，嘉靖运用之妙、拿捏之准、思虑之细，都让人叹为观止。
以下就以严嵩为主角，加以描述。
严嵩的悲喜剧
由于受旧小说旧戏影响，大家都把严嵩当做大奸臣，他在这个行列中的身价属于最高级别，跟赵高、李林甫、秦桧齐名。很多中国人的历史知识，是从旧小说旧戏里来的，我曾经也是。有一套《京剧汇编》，记得有三十多册，里面有成套的列国戏、三国戏、唐宋戏等，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全部读下来，还不止一遍，基本上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就从这里起步。以后再去读史书本身，发现不单人和事方面存在不少出入，旧戏的历史观更成问题，是非褒贬很值得推敲。这位严分宜（严嵩是江西分宜人，那时官场上有以籍贯代称其人的习惯，所以很多书上都叫他严分宜）遭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小说戏剧感染力强、传播快而广，以致现在人们一提起他就想当然地相信《打严嵩》里塑造的那样一个人，不再费心去细读各种史料。
以史书方式确定严嵩为“奸臣”的结论，是满清统治者做出的。清代初年修《明史》，最终把严嵩列在《奸臣传》里，从此严嵩不得翻身。然而，修撰过程中，史馆诸臣对此有过激烈辩论。阮葵生《茶余客话》记载了这个有趣的场景：
李穆堂绂，记闻最博，而持论多偏。在明史馆，谓严嵩不可入奸臣传。纂修诸公争之。李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最后，杨农先椿学士从容太息曰：“分宜在当日尚可为善，可恨杨继盛无知小生，猖狂妄行，织成五奸十罪之疏传误后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辈修史，但将杨继盛极力抹倒，诛其饰说诬贤，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则分宜之冤可申。”穆堂【李绂】闻之，目眙神愕，口不能答一字，自是不复申前说。｛66｝
李绂跟严嵩有老乡关系，但他之于明史馆“单挑”群僚，却并非感情用事。一则个性使然，不随同流合，更因他“记闻最博”，对史事了解较多。所以，就严嵩是否入《奸臣传》一事与大家舌战时，“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都说不过他。然而，当杨椿发表一番议论后，李绂却突然缄口不言，就此放弃立场。
为什么？杨椿究竟说了什么而令李绂默然？
关键就在杨椿提到的杨继盛事。杨继盛是徐阶门生，他在嘉靖三十二年上疏猛烈攻击严嵩，列出五奸十大罪，这篇文章名为《请诛奸臣疏》。嘉靖得疏大怒，认为表面劾严，内里是冲他来的。下狱，严刑拷打，于嘉靖三十四年处死。嘉靖晚年，严嵩倒台，再后来嘉靖崩，他儿子隆庆皇帝继位，“恤直谏诸臣，以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从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67｝。——此即杨椿“后来议恤议谥”一语所指。
杨继盛反严之初，即以“奸臣”称严嵩。杨先因此事被嘉靖杀掉，继之，严嵩又被嘉靖亲手搞掉。这样，否定之否定，因反“奸臣”丧命的杨继盛就成了忠臣，到隆庆时被表褒，赠衔赐谥，还在保定建了名为“旌忠”的纪念堂。这就是严嵩之为奸、杨继盛之为忠的由来。
本来，这段故事的真正主角是嘉靖。他为保护严嵩（表面上）杀了杨继盛，然后，翻手又将当时的保护对象打倒、抄家，使得其中是非大乱。若无嘉靖在世时亲手打倒严嵩于前，后来隆庆皇帝也不便为杨继盛翻案，将他从罪人变成忠臣。所以，这里面的忠奸问题，都不过是嘉靖一手策划。照理说，改朝换代之后，清朝史馆诸臣可以不理会明代政坛的纠纠葛葛、恩恩怨怨，全面地考察史实本身，重新给出一个描述。
然而，要命的是，清代皇帝全盘接受了明代官方关于这段公案的结论，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主张。
顺治皇帝曾经专门指示，将杨继盛事迹写成戏剧《忠愍记》，还升了剧作者的官。请注意，这部戏剧的名称就直接取自隆庆皇帝给予杨继盛的谥号。顺治十三年，还以顺治本人的名义写有《表忠录序》和《表忠录论》，旗帜鲜明地把杨继盛树为大忠臣的典范，对严嵩则做出这样的评价：“逆臣严嵩父子，盗执大柄，浊乱王家，威福专擅，纪纲废荡。”｛68｝
乾隆皇帝也多次亲自写诗或发表言论，赞扬杨继盛。他写有《题杨忠愍集诗》《旌忠词诗》等；还亲口评论道：“朕几余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69｝
清代修撰《明史》，从1645年开设史馆，到1739年刊刻告成、进呈皇帝，横跨顺治至乾隆四朝；作为官史，它的编写，始终处在君主“明加督责，隐寓钳制”｛70｝之下。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杨椿的质疑，李绂放弃争论的背景。杨椿的质疑，大部分对李绂不构成问题，比如“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李绂当不难做到，他先前“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显然已经在这么做，而且很成功。关键是这一句：“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令李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这哪里是辩“【隆庆】议恤议谥之非”？明明是议本朝皇帝已有定论为非。于是，瞬间闭嘴。
我还相信，李绂以外的史馆诸臣，不是不晓得把严嵩列入《奸臣传》，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然而，他们只不过较早明白了严嵩非入《奸臣传》不可的道理，不像李绂那样死心眼，还需要别人的开导。
回头再来说严嵩到底奸或者不奸的问题。
当时，“倒严”乃是一股潮流。在杨继盛劾严嵩五奸十罪之前两年，沈炼也曾参论严嵩——无独有偶，开列的罪状也是十条。沈炼和杨继盛，是“倒严”潮流中最著名的两个代表人物，事迹后来被写进明代的名剧《鸣凤记》和名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声名益噪，而他们美名传扬之时，也即严嵩遗臭万年之日。
对此，有几点先应该交代清楚：
第一，在古代，位居要津的官员受到同僚和下级的攻击、弹劾，是像家常便饭一样最普通不过的事，甚至从来无人幸免。严嵩既非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即以嘉靖朝的内阁首辅论，从杨廷和开始，杨一清、费宏、张璁、夏言、严嵩直到徐阶，全无例外。杨廷和那样公忠体国，照样几次遭到疏劾。杨一清被人以贪污罪名参倒。夏言被参不仅丢官还丢了性命。而荣幸地被海瑞骂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