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67章

祖宗的血液在顽强地发挥作用？也许。如果这算一个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让我们拿韦小宝做面镜子，试它能否鉴照出朱厚照的性格秘密。
韦小宝的性格形成，与他母亲是妓女有极大关系。不是说妓女的儿子生来下贱，但是母亲的妓女身份，一定把一种生存背景和社会歧视楔入韦小宝的自我意识之中。韦小宝自幼日常接触多是婊子、老鸨、龟奴，以至于他人生理想也是开家大妓院。他一边为此受歧视，一边却也很难跳出自己的生活现实，而有更高或别样的人生想象。他为母亲的社会地位而羞恼，但也习惯于从这种社会地位的眼光阅世阅人，甚至是刻意表现得甘于沉沦以获取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所以他曾愤愤地说：“做婊子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妈妈在丽春院里赚钱，未必便贱过他妈的木头木脑的沐王府中的郡主。”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一种在怨恨中寻觅自尊，以致以怨报怨、以毒攻毒的心理。
那么，朱厚照呢？我们知道，朱厚照一生最大的悬案，就是他的生母之谜。设若他的亲生母亲真是那个京郊泼皮郑旺之女，设若这个所谓的宫廷秘密只是对外界掩盖得极好，而弘治、张后以及朱厚照本人却完全知晓，那么，朱厚照的心理处境与韦小宝就非常非常近似，而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尤有过之。“郑旺妖言案”爆发，刚好在朱厚照懂事之年，而他继位的当年又第二次复发。可以想象，在两个重要人生时刻，被迫面对生母疑问，任何人都不能不遭受身份迷失的打击。这种迷失，关系到一个人的全部社会归属感，也决定着他对亲情、人性的根本认识。我们都还记得，朱厚照出生时是以“皇嫡长子”这一辉煌身份载入史册，并享受臣民的称颂的。如果“妖言案”的结果，证实他实际乃“宫人之子”，就不单将“皇嫡长子”的神话完全打碎，而且一落千丈，从最高贵跌至最低贱。这还不是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宫人之子”较诸后妃所出虽然卑微，但宫中历来也不少见，他父亲朱祐樘就是“宫人之子”。问题是，朱祐樘这一身份得到了确认，成化帝在听说有宫女为他产下这唯一的儿子后，亲自到其母子匿身处将他们迎回。朱厚照则不同，尽管朱祐樘、张氏和朱厚照三方也许都明白相关事实，但他们却共同把它作为一个秘密掩盖起来。这大概首先是张氏的意志，因为关系到她的地位，朱祐樘则屈从了她的意志。但也不能排除其中部分地体现了朱祐樘自己的意志。朱祐樘本身作为“宫人之子”，自幼命几不保，所遭之罪及内心压抑更难言尽，出于这种恐惧记忆，也出于对儿子的爱，他要掩隐朱厚照低贱出身的愿望，全在情理之中。然而他所忽略的是，这一决定却让朱厚照终生陷于对自己真实身份不能认同的痛苦，并永远发出其真实身份比假定身份低微的暗示。虽然我们可以说毫无证据，但从朱厚照所作所为做的心理分析，他的确一直在近乎疯狂地百折不挠地拒绝、逃离以及改变自己的身份，显示了对他公开身份的不耐或难以承受之感受，并用相当程度上的“自贱”、“自虐”，来曲折地向“真实身份”回归。
在金庸笔下，韦小宝在“妈妈是婊子”的自嘲自虐中，表现出破罐破摔、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作为对自卑感的掩饰。朱厚照则置朝臣的诤谏、哭谏、讽谏统统于不顾，任他们说什么，一味“不报”（不搭理），尽情在污泥浊水中撒欢，大有你啰嗦一次我升级一次，你说这样荒唐我就干更荒唐的给你看之势，分明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犯浑耍泼的同时，他俩也同样幻想着一种英雄梦。这是非传统和非正面意义上的英雄，准确的称谓应该是“豪杰”或“好汉”。他们在三教九流的际会与厮混中脱颖而出，占据强势地位，并以受这类人的拥戴或服膺来证明其力量。自古以来，中国的“江湖社会”本质上就是为韦小宝一类体制内失意者和底层人准备的，作为他们志伸意舒、扬眉吐气的一种管道。表面上，朱厚照不是韦小宝那样的“江湖中人”，与江湖社会更分处两个极端；然而，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概念的话，却发现豹房里的情形和各色人等，很像江湖，体制内的君臣关系业已为江湖式的结义关系所取代。朱厚照曾把追随他的钱宁、江彬等统统收为“义子”，仅正德七年九月，一次就收“义子”一百二十七人，内中有阉奴、市井豪绅、军界强人。可以说朱厚照在豹房之为“义父”，与宋公明在水泊梁山做一百单八好汉的“哥哥”，毫无不同；豹房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个合法的江湖，而朱厚照则是它的老大。对朱厚照来说，逃往豹房就是逃往江湖社会，就是在带着皇帝面具的同时得以自由地到体制外的世界闯荡，显身扬名并医治心灵创伤。他在这里收获的全然是另一种体验，是作为皇帝无法品尝到的成功感，是如鱼得水、终于忘却自卑的归属感。正德朝的所有大臣，丝毫不懂他们皇帝的内心，真正吃透他的是江彬（在这方面，刘瑾、钱宁的见识终归有限）；当其他人只晓得把他当皇帝对待时，江彬却有意识地把他打造成一个大头领，帝王史上的造反者、起义领袖和反潮流英雄，让他拉起自己的队伍，啸聚“山林”（不妨把豹房想象为“忠义堂”）、掠州陷府、养“压寨夫人”。这是一个构思惊人的超大型角色扮演类游戏，就像迷失在大型电玩中的现代少年一样，朱厚照对这角色充满激情以致不辨虚实，假戏真做——他在冬日清凉的阳光下，笔直伫立在正阳门外，注视他的“俘虏”从眼前走过，那姿态，说明他已完全忘记此乃虚妄的一幕，而如此专注地品尝着其间的英雄况味。
有人说“【韦小宝】在失父的状态中，度过了自己貌似幸运实为颟顸的人生”。只需把“父”字换成“母”字，此语即可用于朱厚照。对于韦小宝，父亲缺失，受打击的是母亲这个符号，因为其潜层意味即是“父亲”所象征的“社会”蔑视和排斥作为妓女的母亲，进而，这种蔑视与排斥又自然地传递到他这妓女之子身上。对朱厚照正好颠倒过来，母亲缺失，受打击的是父亲这个符号，虽然他完整而明确地拥有父亲的概念，可这个“父亲”却由于不敢正视自己孩子的真正生母，抑或容忍对后者的抹杀，而陷入人格与道德危机，这种危机最终动摇的是朱厚照的人格与道德。这样，说到底朱厚照内心也是一种对“父亲”的怨恨，是间接的或更加曲折的无父状态。
他们殊途同归。“父亲”的缺失或隐退意味着什么？儒家指斥无君无父之人即如禽兽，这说法并非过时的迂腐之论。“父亲”不仅仅是具体的某人，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秩序与准则的象征。从人类文化学角度看，对“父亲”的认知，与国家、法制等社会理性的形成同时，是人告别原始和动物性（自然、无序）而走入文明的开端，这一基石至今未变。不单古代，即便今日，世俗生活中的缺父状态，也几乎总是造就反社会、边缘化的个人。韦小宝和朱厚照流氓性格的根源就在于此。
评价朱厚照，有或简或繁的两种角度。
简化的角度，即如正史（官方史书）所做的那样，只把他作为一个皇帝论其功过——这样，结论自然明确而单向，无非“耽乐嬉游，暱近群小”，“冠履之分荡然”，“朝纲紊乱”，“至重后人之訾议”｛161｝一类，基本是否定的。明白地说，这种评价既合乎事实，也是必要的，朱厚照应当为其作为皇帝犯下的罪愆接受指责。不过，这种评价虽然中肯，却并不表示它很周全。尤其是如果对朱厚照仅仅从这种角度评价，我们明显发现他的特殊性、个异性被抹杀了，只有昏君的共性，成为中国古代层出不穷的老套的众昏君中之一员。其实，他远比普通的昏君复杂有趣。
此人一生，上演了一出绝大的喜剧，乃至闹剧，其中固然有极权的作用，却显然非仅仅以此所可解释者；他的个性，他内心世界的不均衡性、破损性，他人格发育上的障碍，他的理想与现实、禀性与角色之间的冲突……这些因素都大大超出政治层面之外，而极宜加以人文的剖视。在历史上成堆的帝王中间，朱厚照既不能以英明，亦不能以强力、暴虐引起注意，但放眼望去，他在诸多同类里仍然称得上卓茕不凡、骇世惊俗，唯一的资本便是他那堪称怪诞少见的性情与风格。如果说，金庸以韦小宝写出了武侠小说的反英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