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66章

于他，是一生悲剧的开端。弘治一死，皇帝位子传给他，角色心理冲突益发激烈。我们细看他在位十六年的情形，几乎没有认真履行过皇帝的职责，无论是把国家搞好还是搞糟。“八党事变”之后，他等于取得一个“自由身”，从乾清宫搬出去实际上象征着推卸皇帝职责，尽由刘瑾等辈胡来，刘瑾倒台后，朝政则完全由内阁代理。他的原则是：只要你们不来干涉我，让我为所欲为，其他就随便了。他躲到豹房忙自己的，尽兴玩乐，“皇帝”两字于他纯粹只是一个名义。后来，连这名义也不想要了，执意替自己改名、授职授勋，从皇帝自“贬”为大将军、国公、总兵官，臣子以君相待，他还不允许。
历史上有那么多皇帝，还有无数想当皇帝而当不成的人；而坐在皇帝位子上感到不耐烦，千方百计想逃开的，好像也就是他朱厚照。
他确实不该当皇帝——这不是指才具，当皇帝不需要什么才具，多少笨蛋白痴照样当皇帝——而是指喜欢不喜欢，上瘾不上瘾。朱厚照对当皇帝，瘾头明显不大，广义地说，他对玩政治兴趣不高。如若不然，他完全可以在尽兴玩乐的同时，把权力控制得更牢。实际上他却撒手不管，让别人享受大权。之所以整个明代，除朱棣之外，藩王叛乱的事情只发生在正德年间，而且连续发生两次（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和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都与朱厚照疏于权力控制大有关系。对权力如此，对皇帝的义务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某些时候，我们觉得朱厚照是一个活宝，一个笑柄，他做的许多事情都出乎情理之外，乃至有弱智之嫌。但换个角度看，我们又会感到他是个勇敢的反叛者，是所有皇帝中的另类——谁曾像他这样把皇帝身份不当回事，蔑视它，甚而拼命作践它？的的确确，朱厚照的行径往往超出了一个“荒淫皇帝”的性质，转而似乎是有意在嘲弄“皇帝”这个概念，把它喜剧化，消解它的神圣性，毫不顾惜，甚至还隐然有一种快感在内。我们说他“没心没肺”，基本体现在他对皇帝身份的态度上。面对乾清宫被大火化为灰烬，他幸灾乐祸的言谈，昭示了一种敌意或仇恨，好像得到报复的满足感。这种敌意或仇恨，其来由可能有身世上的（后面再论），但更主要的应该起源于个性冲突。当然，不要把他拔高，他丝毫也谈不上对帝王制度具有觉醒意义的反对，这种矛盾完全基于个人性情的不适应。简单地说，他本来应该做一个无拘无束的野小子，现实却把他绑在厚重的龙床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对矛盾。只不过，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人被绑在龙床上还想离开，他却一直在挣扎。在这一点上，他是独一份儿，可见他是“野”到骨子里去了。
所谓贾宝玉的“反礼教”，其实也是这个程度。不要把贾宝玉上升到“五四”新青年的高度，他不是在对礼教的愚昧落后的文化实质有所认识的意义上反抗它的，而只是出于自身性情与之不相谐适。换言之，他也和朱厚照一样，对自己身份、角色不认同，在不认同之后还进而不肯屈从。不过，一般人可能感到以朱厚照比贾宝玉，有“损”后者形象，毕竟贾宝玉的形象没有那么多负面内容。诚然如此，然而这只是处境不同；其实从贾宝玉的处境论，他的一些举动，如厌弃经书、读“淫词艳曲”、搞同性恋，其“道德污点”的严重性，已不亚于朱厚照。朱厚照无非是坐在皇帝位子上，客观条件使他可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放荡不羁，假设把贾宝玉也改为同样处境，他的“出格”表现自然就远远不是在大观园中那样。
朱厚照与贾宝玉的真正区别，在别的层面。这个层面一点即破：贾宝玉其人，没有流氓性；朱厚照的性情却有着极重的流氓性。
流氓性，在此主要指低劣的、沉沦下僚的品质和心性。它有时由出身、经历造就，有时则禀自天生或遗传。像朱厚照，自幼锦衣玉食，接受正规的最好的儒家教育，怎奈其根性顽强，市井无赖气质居然无法压抑。可见出身与教育绝非如想象的那样管用。从古至今，无论中外，高等阶级因为居于社会结构金字塔上端，也因为掌握着文化，都很在意身份、血统的高贵，他们会在语言、行为、礼仪、趣味等诸多方面的讲究上，划出自己与下层人的明显界线。例如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电影《窈窕淑女》，就是借语言来演绎贵族身份，几位老爷刻意将一卖花女收于阁内，矫其口音，饰以华服，然后使之出现在上流社会场合，以试其效。贾宝玉是公爵之后，他的性情为人虽然“惫懒”，但教养、趣味却总是“雅”的。贵族尚且如此，帝王家的讲究更可想而知。朱家祖上赤贫，又出于向来民风刁悍的江淮之间，根性上确有一些顽劣的因子，这在朱元璋身上看得很清楚。不过，到朱厚照这里，朱家当皇帝已有一百多年，与上层文化的融合按理说十分充分了，可我们却仍然发现朱厚照没有什么“雅”的迹象，对所谓身份、血统的高贵也丝毫不在乎。在文雅与粗野这两类事物之间，他绝对喜欢粗野。比方说，他从小书念不进去，却特喜欢跟“小黄门”滚在一起摔跤，“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显然不是“君子”。又比方说，父亲一死失去管束后，他即刻把皇宫变成喧乱的集贸市场，让太监扮成小贩，摆起摊子，自己也换上商人服装，进行交易，唾沫横飞地讨价还价，觉得非常过瘾。须知，自汉代以来中国正统观念即崇本抑末，极其看不起商人，经商乃低贱之人所为。东汉末年有个名士叫王烈，不想出来在地方军阀公孙度手下做官，便故意“为商贾以自秽”，公孙度也就不强迫他了。这样的等级观念，朱厚照居然没有，以“至尊”之身操下贱之业，还乐此不疲，真是禀性樗栎。
朱厚照的这一面，贾宝玉比不得，另有一人却比得。此人名讳中也有一个“宝”字，他便是金庸笔下的韦小宝。韦小宝是从市井无赖中混出来的贵人，朱厚照则是混在贵人堆里的市井无赖，两人正好相映成趣。只不过，朱厚照身上的流氓气似乎比韦小宝还要根深蒂固，因为韦小宝在这方面的造诣明显得益于自小在扬州妓院和街头的浸润，而长于深宫的朱厚照却属于无师自通，硬是从礼教束缚极严的环境中顽强地生长出种种卑下的脾性来，令严格的正统教育一败涂地。我们看他一生，“远君子，近小人”简直就是一种本能，一切“名门正派”的事物、人物都被他强烈排斥，而对所有下三烂、歪门邪道的人和事，他却都怀有天生的亲近感。他那么宠信太监，除因后者乐于顺从和助长他的不良倾向，恐怕背后也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阉宦之流，多来自最底层，身上禀持着最严酷生活现实所赋予的种种极端化习性，尤其是由极度的“饥饿记忆”而形成的求生冲动，这种冲动使他们的为人之道处在一种毫无底线的状态，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切不择手段。当时，北京、河北一带，至贫之人走投无路，颇有以自宫求富贵者。《万历野获编》载：“高皇帝【朱元璋】律中，擅阉有厉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而畿辅【京师附近】之俗，专借以博富贵。为人父者，忍熏腐【阉割】其子，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入选者……朝廷每数年，亦间选二三千人，然仅得什之一耳【真正进宫当太监的，只是自宫者的十分之一】，聚此数万残形之人于辇毂【指皇帝】之侧，他日将有隐忧。”｛159｝足见风气之盛，亦足见太监群体的来源为何等样人。朱厚照偏与这些人最是气味相投，虽然后者屡屡害他、背叛他，甚至可能会要了他的命——例如刘瑾和钱宁｛160｝的先后暴露——都不能帮助他远离此曹，想必是彼此之间从言谈举止到价值观念，都极合拍投缘的缘故。太监之外，朱厚照喜欢的人，要么是粗暴的武夫，要么是妓女、戏子和番僧，尽属鄙陋不文、惯走江湖之辈。所以虽身为皇帝，可细瞧他周遭的环境，与自幼野混的韦小宝并无二致，拿他的一生事迹去写武侠小说，叙事空间绝对充裕。
这样极具“江湖色彩”的皇帝，恐怕也只有他一个。尽管乃祖朱元璋起于江湖，但做皇帝以后“改邪归正”相当彻底；他却好，明明做着皇帝，却努力从“庙堂之高”挤向“江湖之远”。莫非真的是祖宗的血液在顽强地发挥作用？也许。如果这算一个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让我们拿韦小宝做面镜子，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