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39章

这场尚未明朗化的大斗争，有一个要点是很明显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之继承人位置已不巩固。本来，“毛去刘继”是众所公认的事，现在却变成了“未必啊未必”。未必不是他继承，也未必一定是他继承，总之局面是动荡得很。
8月13日，《明报》的报道预言中共高层领导内部将发生人员变动，林彪得势，仕途不可估量，15日，他的社评即以《林彪得势，全面推进》为题。19日，他在《天安门与玄武门》社评中说，“‘文革’的主要内容是权力斗争，林在党内的地位从第六位升到第二位，刘从第二位垮到第八位。这是暂时性的，恐怕不久就会像年羹尧那样连降十八级，像莫洛托夫那样去做外蒙大使，像马伦可夫那样去做偏远小镇上的水电站站长。今日天安门有点像唐朝长安的玄武门，李世民打垮太子李建成，皇位自然由他继承了。周恩来都在极口颂扬林彪，可见其余了”。
当时，北京还没有正式向外界宣布这些消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预测多数准确。
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登上“文革”的舞台，扮演极为重要而又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角色，8月18日、31日，毛泽东接连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大量的报道都是红卫兵如何改路名、改招牌、剪头发、赶修女，等等。8月24日金庸在《红卫兵大闹北京城》社评中一语道破红卫兵运动的本质，中心还是“权力斗争”。9月10日，他在《“炮打司令部”》社评中再次说，红卫兵的真正目的决不在改招牌、斩鞋尖、剪头发，这些行动只不过是“立威”，“根本目的是斗争党内的当权派。……身在北京而居高位，却无资格到天安门广场去出席大会之人最是岌岌可危”。
当他在报纸上公开提出红卫兵运动的真正目的是打倒刘少奇时，刘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这不能不令世人震惊。香港的左派报纸纷纷抨击金庸和《明报》“造谣”，不料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测。
11月29日，林彪为海军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次日在《解放军报》头条位置发表。12月1日，《解放军报》又发表《海军全体指战员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决心书》。12月3日，远居香港的金庸发表社评《林彪渐露跋扈相》：
北京的军人所以为这小事大举庆祝，当然是林彪在显示他枪杆子的力量，不但是做给刘邓派看，做给周恩来和江青看，也是在做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指战员的决心书不写给毛泽东而写给林彪，其中便大有文章。如果毛泽东目前已精力就衰，那就罢了，否则林彪此举，定然大犯毛氏之忌，这是“震主”和“挟主”之行，什么时候毛泽东赫然震怒，再来造林彪一反，亦非奇事。
（1969年在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林彪为“接班人”后，7月3日，他在《林副统帅，功高震主》社评中预感，“一场新的矛盾和斗争，在中共内部又开始酝酿”。）
1968年1月2日，他发表社评《极左派红卫兵将受整肃》，从“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新一年五个任务的措辞推断，红卫兵在今年之内将逃不过被整肃的命运。8月6日他在《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社评中断言：“这场大斗争，不管中间有多少反复，有多少曲折变化，最后的结果非常明显：红卫兵永远不可能得到胜利。如果哪一天红卫兵真正在全国范围中取得了胜利，我们的社评立即收档，从此不写，因为这是事理之所必无。如果这样浅白明显的事情也看不通，也下错了结论，哪里还有资格评论天下大事？还不如及早收档之为妙。读者们如果不信，不妨将这篇社评剪了下来，立此存照，看我们的判断会不会掉了眼镜。”
当江青炙手可热之时，他在1967年12月15日的社评《“算老几”江青失势》中却说：“江青的突然崛起，当然百分之百是仗了毛泽东的势，她自己本人在党内有何资历？有何贡献？有何才干？有何实力？所以中共党内许多人提到江青时，只称其为‘算老几’而不名。”
1968年5月27日的社评《女主弄权，必斗将相》讲到吕后，武则天，“太阳底下无新事，许多事件似乎很现代化，其实其真正本质，和一二千年前的事并无多大分别”。
12月28日，他的社评《电影明星和自杀》说：“若不是凭着毛氏个人的威信，中共的功臣宿将早已将这个过气电影明星解决了。……江青只有两种命运，要么大权独揽，要么就给秘密清算，长期软禁。……但以江青为人，在毛逝世之后，是绝对不会脱离政治圈的。……国家的政权是一种极为猛烈的毒药，身体抵抗不住而偏要去服食，那是非死不可的。”
“文革”以来，《明报》头版几乎全是“文革”的报道，他开辟“北望神州”专栏，还推出“乡土”版，每隔几天就出一期，每期至少占半版，后来发展为“中国消息”版，成为香港乃至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其他报纸纷纷仿效，开辟内地版）。内地稿件的来源一是外国记者对中国问题的报道，或来自外国通讯社，或译自日本报刊。二是转载红卫兵报刊上的文章，先后转载过《江青上海滩演业史披露》《王光美日记摘录》《红线女日记摘录》《中国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右派真面目》等“秘闻”，以及“陶铸问题专辑”、“上山下乡专题”等。红卫兵小报为他和《明报》提供了判断国内局势的“原始资料”。1968年6月4日，他的社评《读红卫兵报，提高警觉》说：“近两年来搜罗中共各地出版的‘红卫兵报’，不遗余力，只要见到有价值的资料，总是千方百计地觅来用作参考和发表。因为官方报章杂志受到严格控制、审查，‘红卫兵报’往往透露了许多内幕，‘乡土’版总是不加改动地原文照登。重要的是，应当从资料中去发掘事实。至于这些资料中所表达的意见和结论，就大有选择余地，你可以同意，可以接受其一部分，也可以全部否定。”
刘少奇去世的消息，《明报》率先报道，金庸相信这是全世界首次以文字公开报道。由于《明报》对内地的报道特别详细，评论分析比较客观，不仅吸引了大量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专家读者——订户中包括各国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外国著名报纸和外国使领馆，在香港本地的读者面也不断拓宽，包括了知识分子的极大部分，除了大、中学生外，还有商人、大学校长、教授、教师、医生、律师、公务人员、艺术家等。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的调查称，他们学校的学生中，《明报》的读者极多。到1968年，《明报》日发行量突破12万份，以后稳定在10万份以上。中国新闻成为《明报》的窗户。外国通讯社常将《明报》的独家消息拍发出去，登在全世界的报刊上，美国《纽约时报》、日本《读卖新闻》等三大日报，都译载过《明报》的独有消息。外国的报纸、刊物、大学和研究所开始重视《明报》，《明报》略具国际性报纸的雏形。金庸在1969年谦虚地说，这只是“很简陋和微小的一个开端”。
二、“讲故事人”
经历“核裤论”以来的笔战，金庸在政治上与《大公报》处于对立的位置，但《新晚报》编辑部的一些老同事仍和他友好，没有敌对，包括罗孚、梁羽生等人。
1966年1月罗孚和黄蒙田合办的《海光文艺》月刊不属于左派阵营。在当时壁垒分明的政治气候下，他们想办得灰色一些，不分左右，接纳各方面的作者、观点，不但提倡严肃文学，也提倡通俗文学。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者，罗孚想将梁羽生、金庸的小说做一篇合论，作者最好是他们自己，希望由此引起一连串的争鸣和讨论，扩大新刊物的影响力。罗孚找梁羽生谈了想法，梁感到为难，怕引起误会，经不住罗的动员，梁才勉强答应，不过说如有人追问此事，要由罗出面顶替。罗一口答应。
梁羽生与金庸相交十八年，当年共居一屋，同桌吃饭，两人私下里开玩笑都以师兄弟相称，相知不可谓不深，此时因左右壁垒，已不大来往。
当时《天龙八部》正在《明报》连载。梁取“同说之”之意，化名“佟硕之”，写下长达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评述两人所受的文化影响、各自作品的特点或优缺点，从创刊号起，在《海光文艺》连载了三期。
梁羽生的名士气味（中国式的）甚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