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41章

为使馆界矣！”遂入日本使馆。竹本、中平迎上入兵营。庵亦至。方车行长安街，风沙悍怒，几不能前，昏晦中入室小憩。上曰：“北府人知我至医院耳，庄士敦、张文治必复往等，宣告之。”孝胥复至医院，醇王、涛贝勒皆至。因与同来日馆，廷臣奔视者数人。上命孝胥往告段祺瑞，命张文治往告张作霖……
郑孝胥日记里没提到庄士敦，因为他在德国医院没有看见庄士敦，庄士敦那时已经到了日本使馆了。我和这位一去不回的人在这地方碰见，很是奇怪。他对我解释说：“我到英国公使那里去了，麻克类说那里地方很小，不便招待……既然陛下受到日本公使先生的接待，那是太好了，总之，现在一切平安了。”在那匆匆忙忙之中，我也没再细问——既然我保了险了，过去的事情我也就没有兴趣去知道了。一直到很晚，他的《紫禁城的黄昏》出版了，我才看到下面这段描写：
我先到日本公使馆去。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外国公使里面，日本公使最能而且也最愿意，不仅仅接待皇帝，而且还给以有效的保护。
这时已是下午一点。日本公使不在家，他到外面吃饭去了。于是我就到荷兰使馆去，荷兰公使也出去。最后我拜访了英国使馆。罗纳德·麻克类勋爵正好在家，我把发生的事情简单地告诉了他。我知道英国使馆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英国人怕采取任何被解释成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动，因此我谈到我在皇帝出逃中所起作用时，尽量轻描淡写，我只说，根据皇帝的指示，我坐车和他一起到了东交民巷。
我接着说，我已拜访了日本公使馆，因为我觉得如果芳泽谦吉先生同意保护他，他就可以得到最安全的庇护。英国公使表示同意，他还相当体贴地说，如果皇帝得到日本使馆的庇护的话，他希望我到英国使馆去做客，这样就可以尽可能接近皇帝，因为日本使馆几乎就在英使馆的对过。
我去日本使馆，可是日本公使还没有回来，等到我和他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他听了我所说的话，当我请他用日本使馆接待皇帝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作答，在他屋子里踱来踱去，考虑着这件事情，然后才把他的决定告诉我。他愿意接待皇帝，可是他希望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地方”，所以我先回德国医院，等候他的消息。我后来发现，芳泽谦吉先生及其夫人为皇帝准备的“合适的地方”原来是他们自己的私人房间，也就是日本使馆里最好的房间。
庄士敦接着写道，他又回到德国医院，发现了我已不在了，大吃一惊，问德国护士：“皇帝在哪里？”护士说：“这里没有皇帝！”他叫起来：“胡说，是我把他送到这里的！”后来才明白，这是德国医师棣柏嘱咐医院为我保密的。医院里的人后来认出他来，才告诉了他，我已经去日本使馆了，他很感谢德国朋友的热心，然后又到日本使馆。在这里他又一次出乎意外，因为又发现我不在公使馆，而是在日本守备队司令官竹本大佐那里。当然，很快也就知道了郑孝胥的活动。
郑孝胥对自己在这次出逃中所起的作用，得意极了。这可以从他写的两首七言中看出来。十一月初三奉乘舆幸日本使馆
陈宝琛、庄士敦从幸德国医院，孝胥踵至，遂入日本使馆。
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坼见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位俨然以“猛士”自居的秃翁后来作了一幅画：在角楼上空云雾中，有一条张牙舞爪的龙。陈宝琛虔诚地在画上题了“风异”二字，又作诗一首恭维他：“风沙叫啸日西垂，投止何门正此时；写作昌黎诗意读，天昏地黑扈龙移。”庄士敦颇知凑趣，也用英文把事件经过写在上面。
让郑孝胥如此得意忘形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这场争夺垄断的战斗中，胜过了他的暗中对手罗振玉。罗振玉不但没有赶上这个机会，而且竹本大佐这个值钱的关系，也被郑孝胥轻轻拿在手里，成了郑的本钱。郑、罗二人之间的冲突，原来是掩盖在他们与王公们的争夺战后面。而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争夺战了。
不过，庄士敦却在旁不免暗笑。在他的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书里，他肯定了郑孝胥日记所叙述的正确性之后说：“不过有一点除外，那就是郑孝胥错误地认为，竹本大佐在同意用他自己的住处接待皇帝之前，已经和日本公使商量过了。日本使馆中文武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他使馆中文武官之间的关系那么亲近和友好，竹本大佐是否认为自己应当听从日本大使的命令，是大可怀疑的。因此，他并不认为必须把他和郑孝胥先生谈的话向芳泽谦吉先生汇报，而且他也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他本人急于要接待皇帝，不希望日本公使把他的贵客夺走……
事实上，后来是夺走了。原来刚开始不久的争夺战，不仅展开在王公大臣和郑、罗之间，也不仅在郑与罗之间，原来还发生在日本人之间。这第一场争夺战的真正胜利者，有一段谈话刊在第二天的《顺天时报》上：日使对容留逊帝之谈话
日本芳泽公使，昨日对于往访记者所谈逊帝溥仪迁入日本使馆之经过，并公使所持之态度如下：
上星期六午后三时，忽有某氏（公使不欲宣布其姓名）来访余（公使自称，下同），告以逊帝现已入德国医院，并谓此不过暂时办法，万难期其久居，且于某某方面亦曾恳谈逊帝迁居事，咸以迁居日本使馆为宜，故逊帝遣某来为之先容，万希俯允所请等语。余当时在大体上因无可推辞，然以事出突然，故答以容暂考虑，再为答复等语。某氏辞去约二十分钟。余即接得报告，谓逊帝已至日本兵营，要求与余面会。余当即亲赴兵营迎迓，一面为之准备房屋。午后五点迎入本馆后，即派池部书记官赴外交部谒沈次长，说明逊帝突然来馆之始末，并请转达段执政，以免有所误会。当蒙其答复，极为谅解……
十三、由“使馆区”到“租界地”
在那个时代，“使馆区”和“租界地”正是“好客”的地方。我进了日本公使馆才知道，我并不是唯一的客人，当时，还住着一个叫王毓兰，字兰亭的人，他是贿选大总统曹锟的心腹谋士。曹锟没有来得及逃往使馆区，就被国民军软禁了起来，王毓兰的腿快，做了这里的客人。我也记得，七年前我第二次做皇帝的时候，被张勋赶走的黎元洪在这里住过，我第二次退位以后，被段祺瑞赶走的张勋又做过荷兰使馆的客人。每逢使馆里认为必须接待来客的时候，使馆区里的饭店和医院总免不了跟着热闹一番，因为每次总有一批神经脆弱而又身价够不上进使馆的人们往这里跑，把这里塞得满满的，甚至连楼梯都有人愿意付租金。辛亥、丁巳和我这次被赶出紫禁城，不少的满族的贵族都争先恐后地到这里做过客。有一次，饭店老板贴出了一张很不礼貌的告示：“查本店寄居者过多，楼梯上亦已住满，卫生状况殊为不佳，且有随地吐痰，极不文明者……兹规定，如再有人吐痰于地，当罚款十元，决不宽贷！”尽管如此，这里还是令人趋之若鹜，流连忘返。
我在这里遇到的热情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有一件小事我在前面没有说到，是我从“北府”出来的时候，在我的汽车上还有“北府”的两名警察，他们按照当时“要人”们乘车的习惯，站在车外踏脚板上，一边一个，一直陪我到了德国医院。他们后来知道我不回去了，他们不能回去交差，就要求也留在日本使馆。他们得到了准许，作为我的随侍被收留了。后来我派人再去“北府”接婉容和文绣的时候，那边的警察再不肯放走她们。使馆里派了一名书记官特意去交涉，也不成功，于是芳泽公使毫不犹疑地就去亲自找段执政，结果是婉容和文绣带着她们的太监、宫女很快地也到了我身边。
图25住在日本公使馆的溥仪与日本兵营的竹本大佐等合影
使馆主人看我周围有那么一大群人，三间屋子显然是摆不开，特意腾出了一所楼房，专供我使用。于是，我那一班人马——南书房行走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等等又各得其所，日本公使馆里出现了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
更重要的是，芳泽公使给我取得了执政府的谅解。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