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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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的房地产大鳄一个个赤膊上阵,用最高的分贝喊涨,异口同声地说: 2006年房价高速上升势不可挡。
过快上涨的房价和一些房地产商的“坦率”,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声讨,民怨已渐成沸腾之势,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政治压力。
在“国八条”出台一周年之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5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项措施(简称“国六条”),标志着房地产新一轮调控帷幕再次拉开。“国六条”延续了“国八条”的调控思想,但更偏重于“结构调整”,其措施也更具操作性。12天后,国务院办公厅以十分罕见的速度发布《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被称为“九部委十五条”,对“国六条”进一步细化。“九部委十五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土地供给无法大增的情况下,试图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入手,在套型面积、小户型所占比率、新房首付款等方面作出量化规定。其重点是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须占开发建设总面积70%以上。引人注意的是,监察部赫然名列其中。
这一政策一出台,便引起了轩然大波。
“国六条”是因为政府想为老百姓干点好事,以90平方米来限制开发商造豪宅涨房价。而开发商却根本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这一政策是市场经济的倒退,户型和套型应该由市场和消费者决定,政府制定强制性的标准不可行,会导致产品的趋同化,甚至导致产品的积压。开发商普遍采取了观望态度,甚至进行了抵制,并通过行业协会等组织向政府施压,要求取消这一政策。而现实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典型的做法是,开发商按规定报建,但设计房子时就预先在两套小户型中间不设承重墙,售楼时对买房者声称“打通了就是一套170平方米的大房子”。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也默许了开发商的做法。
开发商的过激反应并没有改变决策层的政策导向,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宏观调控政策继续出台: 国土、金融、税收、建设等九部委的“国15条细则”、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165号文件、细化招拍挂及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的166号文件、建立土地监察制度、限制外资准入的171号文件、对二手房交易征收个人所得税的108号文件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金融方面,央行于2006年4月28日和8月19日两次加息,幅度都是0。27个百分点,银监会于7月22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的九条措施,严控房地产信贷风险。9月5日,新华社全文播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针对各大城市“以地生财”的发展思路,提出要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将全额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缴入地方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这被视为国家叫停各地“土地财政”的先声。
调控的步伐一波紧似一波。2006年,九部委组成的调控大军在六个月中,出台了不下13个房地产调控政策,囊括了住房结构、土地管理、税收、信贷、反腐败等各个环节,几乎已发动起所有相关部委。
应该说,政府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抑制房地产商的投资热情,稳定房价。
但是,房价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上涨的脚步。
2006年10月,北京以10。7%的涨幅领先全国。这是自2005年7月“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开始公布以来,北京房价连续上涨的第15个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2006年全年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5%。单从数据上看,调控效果非常有限。
宏观调控已经进行了四年啊!
以紧缩信贷为主的“121号文”为标志,房地产宏观调控从2003年拉开序幕。然而如同闹剧一样,在开发商的质疑声中,国务院办公厅随后出台了“18号文”,首次提出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致使“121号文”没能执行下去,当年房价暴涨。充分反映出在本轮调控初始阶段,由于对市场是否偏热吃不准,政策左右摇摆不定。
2004年,随着宏观经济调控的全面展开,政府在楼市调控上铁了心,大力紧缩地根和银根,可市场并不买账,稍做调整后反弹得更快更高。于是,全面性、综合型、高强度的“国八条”出炉了。随后的事实表明,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依然快速上涨。
没想到,从2003年到2006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严厉,年年试图调控房价,结果是出台一个政策,房价就涨一轮,再出台一次再涨一轮,涨到今天,所有没买房的人都在“望房兴叹”,房价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这究竟是因为政策效果存在时滞,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人将其归结为税收力度、加息力度不够,有人认为是地方政府执行不到位,也有人认为是政府低估了市场的需求,更有人将其归结为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究其原因,更多人认为恐怕还得从政府方面找。政府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整治房地产市场的决心也是人尽皆知,政府既没把错脉,也没开错药,为何还要从政府身上找原因?因为,不少房地产病的“病源体”就在政府身上。政府下不了手,药效老是打不到病灶上。
这一观点得到了官方的印证。2006年11月30日,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北京就公开表示:“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对政策的认识存在一定差距,这是一些地区落实政策不坚决、调控措施不到位的重要原因。”
2006年,在怨声载道的网络地产论坛上,出现了一个新词——“房奴”,真可谓一词包罗万象,又满含酸楚。只要你想买房子,很自然就搭上了这时尚的词汇。“年轻白领,工作不久,存款不多,基础不牢,为了安家,东拼西借,贷款不够,家长来凑。”有91%的人购房用了按揭,其中31。8%的人月供占到了其收入的50%以上。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月收入的1/3是房贷按揭的一条警戒线,越过此警戒线,将出现较大的还贷风险。也就是说,现在超过三成房贷族沦为“房奴”。
在新加坡,85%左右的居民都住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中,剩下的房子爱怎么涨就怎么涨,反倒对国家有利。在很多人眼中,政府本就应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保障性住房,面向高收入者的商品房则按市场规律运作。
但是在中国,到2006年底,还有65%的地级以上城市、91%的县级城市未公布住房建设规划。尚有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目标责任制,19个地级以上城市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
很多人想租住廉租房却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房子,很多人需要经济适用房却总也排不上队、买不了房。在北京,经济适用房早已变味,中低收入者买不到,买到的因为生活不便同样怨声载道,更有许多经济用房成了租用房。
夹在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该买什么样的住房?国家财政能否负担起大量的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该寿终正寝还是继续保留?这些问题仍在争论不休却没有明确答案。
关注房地产走势的学者发表文章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在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了解与判断,在于政府还会推出什么样的政策。如果顺着2006年房地产市场政策思路,那么今后房地产市场会围绕着改变房地产发展模式、调整产品结构这个大思路进行,那就必须生产更多民众有支付能力的住房产品。
然而,和任何方面的调控一样,政策效果总有一个“时滞”,即使是良药也不可能马上见效。2006年,尽管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规模依然偏大;商品房供给结构仍然很不合理,大户型的高档商品房开发比重过大;北京、深圳、广州、呼和浩特和大连等城市房价还在顶风大涨;不仅开发商,而且不少地方政府甚至阳奉阴违,政策执行力度如蚁拳击象,可见,房市的调控,还任重而道远。
公众在思考房价高涨原因时,大多把矛头指向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开发商的利益图谋和购房者的被逼无奈。其实,在畸高的房价中,有一个重要的成本往往被大家忽视,那就是腐败成本。
“有公章之处,就有滋生灰色成本的可能。”房地产是管制最严、与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行业,无论是卖地的官员,还是融资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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