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72章

集中在某个地方，而是散布在权力网络的表面。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
，抵抗与权力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关系。可以认为，人们总是处于权力之内，不能逃避，没有权力以外的东西，因为无论如何，人们都屈从于法律吗？
或者说，历史是理性的诡计，权力是历史的诡计，总是出现胜利者？福柯认为，这种想法会误解权力关系的严格的关系特征。权力关系的存在依赖于多重抵抗点：它们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目标、支撑或把柄的作用。这种抵抗点出现在权力网络的任何地方。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大抵制的场所，反抗的精神，所有反叛的根源，或者革命者的纯粹法律。相反，存在着多重抵抗，每一个抵抗都是一种专门情况：有些抵抗是可能的、必需的、未必确实的；其他抵抗则是自发的、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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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的、单独的、一致的、猛烈的或暴力的；还有一些抵抗极易于妥协、有私心或牺牲的；按定义，抵抗只存在于权力关系的策略领域。
但这并不意味着抵抗只是一个反作用或反弹，只形成权力这一基本统治的一个基底，这个基底最终总是被动的、注定永远失败的。抵抗在权力关系中是独特的，是权力关系的不可化简的对立面。正如权力关系的网络最终形成了一张稠密网络，能穿行于各种国家机器和机构之中而不受其限制，大量的抵抗点也能通行于社会各阶层和由个人组成的整体UH。再次，权力不仅是禁止的、消极的、否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生产的、积极的、肯定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福柯思想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在与Ｌ。菲纳斯的会谈中，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在他撰写《癫狂与非理性》时，由于癫狂是一个特殊情形，在古典时代，控制癫狂的权力明显以排斥形式而得到实施，因而人们认为癫狂陷于巨大的排斥运动中。可见，福柯在分析这一事实时能不太成问题地使用纯粹否定的权力观念。在１９７０年的《话语的秩序》中，福柯分析了决定话语生产的诸种因素：禁止、理性与癫狂之间的古老区分、求真意志。福柯承认在这部思想过渡时期的著作中，对话语的论据与权力机制相结合的问题作了不甚充分的解答。直到那时，他似乎还接受传统的权力观：把权力视为基本上是法律机制的起否定和禁止作用且具有大量消极的效果（排斥、否认、阻碍、隐藏等）的事物。始于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的监狱体验使福柯认识到传统权力观是不充分的。
刑事制度的范畴使福柯确信，权力问题的详尽阐述如其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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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倒不如说依据技术、战术和策略。
在《监督与惩罚》中他设法做的并且在《知识意志》中他设法利用的，正是这种技术和策略格式对法律和消极格式的取代。因此，福柯愉快地摈弃了《话语的秩序》中把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等同于否定的选择机制的任何做法VI。福柯在《知识意志》中指出：“权力关系并不处于只起禁止或陪伴作用的上层建筑中；无论在哪里起作用，权力关系总是起直接的生产作用。”
V　J《监督与惩罚》认为权力并不光是排斥或压抑，权力不仅生产物质商品，而且还生产了惩戒个体本身。在１９７８年与Ｐ。邦塞纳的交谈中，福柯指出，从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７０年的１０年中，人们把权力归结为“禁止”
，人们认为权力就是执行“禁止”的人、阻止别人做某些事情的人。福柯认为，权力是某种更为复杂得多的东西。他揭露了一种专横地肯定某种论断的现象：权力一定是镇压性的，既然权力是坏的，所以权力只能是消极的，等等。
当Ｂ。Ｈ。莱维问到权力不再必然是谴责和禁闭的一切时，福柯回答说，一般说来，制止、拒绝、禁止远非基本的权力形式，而只是权力的界限，极端形式的权力。权力关系首先是生产的VK。最后，权力与知识密不可分，相互依赖。权力生产知识，两者相互蕴含。哪里有权力实施，哪里就有知识产生。在福柯看来，历史已经研究了拥有权力的国王和将军、经济过程和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但历史从未认真研究过一般的权力机制，历史更没有研究权力（策略和机制）与知识之间的关系。
人道主义传统承认，人们一旦拥有权力，就不再有知识。权力使人们发疯，统治者是盲目之人。只有那些远离权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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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那些决不卷入暴政、躲入烘房、沉思冥想的人们才能获得真理；只有在权力关系得以悬置的地方，知识才是可能的。
福柯设法弄清楚权力同知识的相互关联，认为我们不应满足于说，权力需要这样一种发现，这样一种知识，而是要补充说，权力实施本身创造和引起了新的知识对象的出现，同时积累了新的信息体系。倘若人们不知道权力和经济权力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施，人们就不能理解经济科学。权力的实施会永远创造知识，反过来，知识也不断招致权力的作用。大学等级制度只是这一现象的最为明显的和最少危险性的形式。
因此，现代人道主义错误地把知识和权力分隔开来了。
在知识和权力中，其中一方是另一方的组成部分。
在任何时候，知识都依赖于权力；若没有知识，权力就不可能被实施，知识也不可能不去引起权力VL。为此福柯提出了“权力—知识”
（ｐｏｕｖｏｉｒ—ｓａｖｏｉｒ）概念，旨在表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倘若没有知识领域的相关构成，就没有权力关系，同时，任何知识都预先假定并同时构成权力关系VM。福柯还反对那种因坚持最终能存在一种不受权力关系影响的知识而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割裂开来的做法。
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４日的讲演中，福柯指出，很有可能主要的权力机制相关于意识形态生产（教育的、君主制的、议会民主制的意识形态等）
，但其本身并不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而是知识构成和积累的有效工具的生产：观察方法、记录技术、研究步骤、控制机器。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权力通过这些精妙机制而得以实施时，权力只能展开、组织并传播一种知识，或者精确地说，并非意识形态产物的知识机构VN。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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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分析应该依据权力关系如何描述知识领域以及如何产生知识对象，而不是依据谬误或虚幻。
三、知识分子与权力
既然权力与知识关系密切，那么探讨权力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同知识相关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谬误或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真理本身的问题。
也就是说，福柯的焦点并不是集中在“什么是真正（科学的）知识？”或者“什么是获得真正知识的途径？”之类的认识论问题上，而是集中在他所说的“真理的体制”上。在福柯从事权力分析的同时，他发动了一场反对各种总体性形式并赞同所有“局部的”
、“专门的”和“片断的”形式以及反对现存“真理”的强大运动。
福柯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长期来，“左派”知识分子表达并拥有作为真理和正义的主人而发言的权利。他们是全世界的代表。成为知识分子也就意味着成为每个人的良心和发言人。这个观点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恰如无产阶级通过其历史地位的必然性是全人类的代言人一样，知识分子凭其道德、理论和政治选择，以其有意识的、精心策划的形式，渴望成为世界的代言人。例如，伏尔泰、萨特就是这样的“普遍知识分子”。
然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知识分子不再发挥这样的作用，“普遍知识分子”的时代结束了。随着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新模式的确立，知识分子不再扮演“普遍”
、“典范”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角色，而是专注于“专门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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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的”
区域，他们的职业工作条件或者生活条件把他们固定在特殊地方（住所、医院、疯人院、实验室、大学、家庭）。
通过这种特殊性，他们确信无疑地获得了较为具体的斗争意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