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71章

本身中去复制力量关系。其次，它表明：政治斗争、同权力作战、为权力而战、力量关系的变动、某种倾向的赞成、增援等在“国内和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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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２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发生的一切，即政治制度中的这些现象，都应被阐释为战争的继续。这就是说，它们应被理解为战争的一个插曲和派系斗争。即使当我们撰写和平及其机构的历史时，这种历史也总是我们所撰写的战争的历史。最后，它意味着最终结局只能是：最后的诉诸武力将决定战争的结果，即力量竞争的结果。政治战斗随着这一最后战斗的停止而停止。只有这种最终战斗才能永远结束作为继续战争的权力实施。
U　J战争范畴注意到了全局政治目标、策略目的、这些目标与目的之间的关联、对手所使用的策略以及力量的平衡。战争图式强调了权力关系的异质性，这是福柯权力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仿效战争来分析权力关系，这种做法并不新颖。列宁、毛泽东、葛兰西等人的政治理论都使用过战争的比喻。在一次会谈中，福柯间接提到了广为流传的战争和战争观念，并抱怨那些使用这些观念的人很少注意到一个战争境遇，很少详细描述军队双方的策略，并分析实际的结果：“我们惊奇地发现人们如何轻而易举地和自明地谈论战争般的权力关系或阶级斗争，而没有弄清楚是否意味着某种战争，如果是这样意味，那又是何种战争形式。”
U　K 福柯的抱怨是对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误解，因为他们并没有忽视这种战争境遇。福柯又指责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狭隘性，因为它认为最终只存在一个战斗，即夺取国家权力的战斗。与此不同，福柯认为战争场所极其不同，尤为重要的是，参与斗争的双方及其各自的目标多种多样。福柯承认，尽管“阶级斗争”这个观念是一个说明权力实施的糟糕框架，但它有利于人们理解某些宏大的权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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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５８２
实际上，经仔细审查便可发现，战争图式并不符合福柯自己的权力分析的某些重要方面。由于战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敌人，因而加强了否定的权力观，这就有悖于福柯所强调的权力关系的特征：生物权力关注着全人类和个人的幸福，并增进个人的能力。
在１９７６年的第一次讲演中，福柯已认为如果不想最终抛弃压抑和战争这两个观念，我们就必须对它们作认真的修改。然而，退一步讲，即使抛弃了这个战争图式，也并不要求人们也抛弃策略观念。实际上，只有当策略观念脱离战争境遇时，它才能获得多面性和多样性。
权力不是人们获取、把握或分享和让渡的某物，而是一种关系。
其次，权力只存在于其实施。
权力并不是一个神秘实体，而是“行动”中的某物。权力的实施并不来自上面，在权力关系的底部并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那个充当一般模型的二元的和无所不包的对立。在社会机体内部，自上而下，从高到低，并非每个层面都存在这种二元对立UL。相反，权力关系是广为散布的，权力在无数地方得到实施，在不平等关系和运动的相互作用中实施。权力为每个人所实施，每个人都发挥了相对自主的作用，即使那些通常视为“无力之人”也拥有偏向、部分屈从、抵抗和部分行动等手段。总之，权力是被实施的，而不是被拥有的；权力并不是统治阶级获得或保存的“特权”
，而是其策略地位的全局效果。
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４日的讲演中，福柯也指出，不能把权力当成一个个体对其他个体或一个集团或阶级对其他集团或阶级的统一统治，权力并没有区分开那些专门拥有并保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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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与那些并不拥有且从属于它的人。我们必须把权力看作流通的某物，或只以链条的形式而起作用的某物。权力从不定位于某个地方，从未落在任何人手里，从未是一件被人占有的商品或一笔财富。权力是被使用的，并通过网状的组织而得以实施。个体不仅在网中流通，而且同时还总是经历和实施这一权力。不能把个体当成权力开始强加在其上并对其进行冲击进而征服或摧毁的一种基本原子，一种多重的惰性素材。
实际上，某些肉体、话语、欲望开始被构成为个体，这早已是权力的主要结果之一。个体并非权力的对手，而是权力的主要结果，是权力连接的因素。由权力构建的个体同时又是权力的工具UM。主体为权力所构成，福柯的这一论点受惠于尼采的思想，即只有通过威胁和暴力才能灌输行为的内在化的道德控制。同尼采一样，福柯分析了公开的暴力和野蛮到内在道德自律的过渡。
福柯认为圆形监狱创造了对自己的屈从负责的主体。福柯的圆形监狱观类似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认为许多小的主体都屈从于绝对主体。同样，福柯认为，许多单独的个别的犯人都受到狱吏的监视。阿尔都塞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作出了区分，认为在历史上，意识形态先于科学，当认识论决裂发生时，它就产生了，于是人道主义具有意识形态特征。
虽然同阿尔都塞一样，福柯也反人道主义，但福柯拒斥意识形态概念，因为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观都认为观念源于主体。但福柯想要研究的并非是人，而是人文科学的机制。更为重要的是，福柯反对作为意识形态概念的基础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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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７８２
虽然任何权力的实施都具有一系列目标和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产生于个体的选择或决定；我们还是不要去寻找控制权力的合理性的司令部，也不要寻找统治阶级和控制着国家机器的集团以及那些作出最重要的经济决定的人们（他们指挥着使社会运行的整个权力网络）。福柯表明了这种策略如何从种种旨在控制肉体的权力之微观技巧中建立起来。
这种微型的权力关系渗入个体内部，接触个体的肉体，并把自身塞入个体的行动和态度中，话语、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中UN。权力的合理性特征在于它拥有能在被指定的有限层面上明确呈现的战术。通常，权力的这些战术或微型技巧相互联系、相互支援，最终形成了总体部署，而无需任何一个事先拟就的计划VE。在《肉体的忏悔》一文中，福柯论证说，１９世纪法国工人阶级的道德化可能会被采纳为资产阶级的策略，但实际上，资产阶级并没有发明这种策略，也没有把它强加在工人身上。相反，是由于出于控制漂泊不定的劳动力的需要，大量个人和集团才通过设立学校、印刷书籍、创立雇主工会等，促成了工人阶级的道德化VF。福柯并没有否认国家的权力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权力，但他表明了国家和合作权力如何建立在处于微观层面上的相对自主的权力之上，并通过这些权力而起作用。这是一种始于无穷小的权力机制而逐步向上的权力分析法，每一个小机制都拥有自己的历史、轨迹、技巧和战术。我们必须弄明白这些小机制如何为更大的机制和普遍的统治形式所投入、吞并、利用、转化、取代和拓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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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权力并非独一无二地是政治的或经济的，从对肉体运动作最为精妙地协调的戒律到构成了真陈述的最宽泛的规则，都有权力的散布。权力关系并不外在于而是内在于其他各类关系（经济过程、知识关系、性关系）
；权力关系是其他各种关系中发生的异化、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直接结果，反过来，它们是这些差别的内部条件。
再次，权力与抵抗共存。在《监督与惩罚》中，福柯指出，在监禁社会中，惩戒个体都陷于权力关系的网络内。但他并不认为惩戒控制是完全的或单一的：最终统辖所有这些机制的并不是一个机器或机构的单一功能，而是战斗的必然性和策略的规则VG。福柯在此断定了对这一权力网络进行抵抗的不可避免性。与此相比，《知识意志》仍然认为抵抗不可避免，但更一步断言这种抵抗也是由权力产生的。同权力一样，抵抗也不集中在某个地方，而是散布在权力网络的表面。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
，抵抗与权力之间存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