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60章

在福柯看来，权力的这一惩戒技术首先体现在学校、工厂、医院、兵营、监狱之类机构的运作和组织中，因为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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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发点通常处于半封闭领域内的个体的空间分布。这种组织在１８世纪末起先依照“图表”而进行，它在《监督与惩罚》中成了“权力的技巧和知识的程序”
，几乎是一个强加在事物和人身上的有意阴谋，而不是福柯先前所说的知识的无意识存在方式。
戒律程序还导致了一种革命的线性的时间观。
惩戒技巧借以起作用的主导途径有三个，其中“监视”
（ｓｕｒｖｅｉｌａｎｃｅ）是第一个主要的途径，连续的、等级的监视强化了惩戒权力，Ｊ。边沁的圆形监狱（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是其典范。
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是边沁在１８世纪末用来命名他设计的理想监狱的名字，他屡次设法把这个理想推销给英国政府，但起初没有什么成功。它是一座犯人居住在其四周单人牢房里的环形建筑，被环形单人牢房群困绕的是一个高耸的中央了望塔，每个牢房都设有两扇窗户，以让光线照进去，一扇朝外，一扇面对了望塔。
了望塔本身点缀着能看见每个牢房的许多窗户，这些窗户都装有百叶帘，犯人看不到监视者。由于不知道何时被监视，犯人们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感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于是，具有高效连续监视功能的透明牢房取代了黑暗破旧的土牢。
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使得一种新的基本上更为有效的权力实施成为可能，由于不存在建筑学和几何学这样的物理工具，所以它直接作用于个人，并提供精神控制精神的权力。
O　F “不需要武装、肉体暴力或物质约束，只需要凝视。这种凝视关切地进行监视，使每个人都感到它的份量。”
O　G 在敞视式社会里，监禁成了普遍武器，这表明福柯对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的描述远非为了说明一种权力实施，而是它不仅集中体现了《监督与惩罚》的论证，而且还总结了福柯早从《癫狂与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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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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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开始进行的、把权力的中央集权化和日益有效性的论题与由道德化取代公开暴力这一论题结合起来的对现代社会所作的分析。
戒律借以起作用的第二个途径是“规范化”
（ｎｏｒｍ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监视的功能并不仅仅是否定的，即阻止违法，而且还考虑那作出区分并把被观察之人个体化的判定、估价和等级。
戒律通过判定行为规范以及修正任何对之的偏离而进行，靠“规范化判定”
（如好坏等的道德评判）繁荣起来。在古典时代末，监视与规范化一起成了“巨大的权力工具”
，惩戒权力的目标之一，就是保证每个个体都符合某个“规范”或规范性观念，都成为统一的因而是可操纵的对象。资产阶级社会的“规范化判定”
，体现在学校和工厂中就是对标准的坚持，体现在现代医院中就是对一般健康规范的关注。我们处于一个由“牧师—法官”
、“医生—法官”
、“教育家—法官”
、“‘社会工人’—法官”组成的社会里，普遍的规范统治正是建立在它们之上，每个人的肉体、姿态、行为、举止、倾向和成就都受制于这一统治。
O　H 而且规范化判定已经渗入到法律审判本身中。规范化判定会导向教养（而非惩罚）所具有的效果是：模糊惩罚、治愈和疗理之间的界限。这是现代惩戒社会的关键特征。
刑事机构不知不觉地与从事教育、训练、治疗等机构并在一起了。现代社会的所有个体化机制开始集中注意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并且当清醒、正常、守法和成年的个人被个体化时，总是参照那些他自身具有的有关癫狂、疾病、罪行和幼稚的秘密因素。这就再次重复了《癫狂与非理性》的论题：疯人成了１９世纪人的异化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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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判定”和“等级的监视”在戒律的第三个途径“检查”
（ｅｘａｍｅｎ）中尤为明显，在检查中，权力和知识相互交叉以形成一个允许限定、分类和惩罚的标准化监视。检查引入了一整套机制，这种机制把某种知识构成与某种权力实施联系在一起了。
O　I 在别的任何地方，知识和权力的重叠都没有这里完美和清晰，特殊的知识构成与特殊的权力实施相联系，在戒律所使用的所有控制策略中，最有特点、最广泛应用且其形式和表现最为多样化的，正是检查。于是，同其他两个途径相比较，检查处于戒律的核心地位。如同《诊所的诞生》指出的，在古典时代，医学检查变得十分重要，它的特征也随着医生开始寻找不同事物而变化。
但是，《监督与惩罚》则认为，虽然在１７世纪早期，检查在法国医院里是迅速的、不规则的和不频繁的，但在１８世纪后期，医生把病人置于一个几乎永久检查的境地，检查成了医生的实践，医院成了不同知识形式的生产场所。于是，福柯的兴趣从早期的话语（作为不同知识形式的结构中的主要决定因素）转到机构实践（它决定了医学知识的特征，并把医学知识的场所从权威的书籍转到用来被检查的身体）。
权力通过检查这一技巧把它的客体置于客体化机制中，检查是这一客体化的礼仪。
检查产生了有关个体的特殊发展、性情和能力的知识，个体第一次以记录、档案、图表的形式而被客体化。这些惩戒证明和技巧的结果是每个个体都成了个案。鉴于在欧洲封建体制下，具有最高统治权的人最为个体化，有关国王的著述比其他任何一个人的描述都要频繁，但在惩戒体制下，权力变得更加无个性。结果，最没有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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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反而最为个体化：“孩子比成人要个体化，病人比健康人要个体化，疯人和违法者比正常人和守法者要个体化。”
O　J 这就是说，由等级监视和规范化判定产生的这种个体性并不具有当个体性与权力联系时由个体性授予的那种优势。
福柯承认，个体不仅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表示的虚构原子，而且个体还是由人们称之为“戒律”的这种专门的权力技术制造的一个实在。
O　K 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基本上生产了经严密组织的、孤独的和自我控制的臣民。于是，权力不再否定地是压抑或审查的，而是肯定地生产了个体、知识、客体领域和实在本身。
在福柯看来，戒律是一种训练形式，一组监视技术，一种产生知识的途径，而监狱是最典型的惩戒机构。惩戒权力的目的是增进个人的效用，把个人转变成顺从的臣民。福柯虽然把现代社会描述为一个惩戒社会，但他并不认为现代社会总是成功地产生温驯和顺从的臣民，结果总是有悖于目的。
在论述１９世纪上半叶的监狱的诞生时，福柯对监狱的失败作了评论，认为一开始监狱从未成功地产生温顺的臣民，它既不是为了排除冒犯，也不能排除犯罪，而是为了区分冒犯、分配冒犯、使用冒犯，从而成功地产生了过失和少年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监狱并没有失败。关键在于从何种角度来审视监狱。
正是由于从独特的视角审视监狱，福柯才认为，监狱的功能依赖于有关个人分离及形成等级的政治—道德技巧，使犯人们着手工作的道德和经济技巧，以及规范和治愈的技巧。
福柯提议把监狱看成具有四个因素的构型。
首先，是监禁的惩罚组分，即剥夺自由。
其次，是监狱的戒律向度。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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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在监狱和罪犯周围建立起来的知识框架。最后，监狱的排除罪行而非再生罪衍的功能。现代社会明显是一个具有“密集形式或散布形式”
的监禁网络，监狱本质上恰恰是其纯粹形式。由于社会的监禁结构，所以矫正艺术与惩罚权利不断熔为一体。在１９世纪初，监狱与其他惩戒机构的关系是：监狱采用了在监禁、军队和某些拘禁机构中得以部署的惩戒技巧，反过来，监狱又有助于其他社会机构普及惩戒技巧。
福柯问道：“监狱类似工厂、学校、兵营、医院，后者又都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