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59章

为此，福柯并没有因把现代监狱的诞生和监禁的采纳看作是一个共同的惩罚而使自己局限于１８和１９世纪法律改革家们对ｓｕｐｌｉｃｅ的批评，以及刑事体制本身的变化，福柯还提出了惩戒技巧的渗透——这种技巧把个人组成为大单元，操作个人的活动，把个人组织成军队、学校、医院和精神病院等机构的成员，旨在达到某些有用结果。正是从这一宽广视角出发，福柯才检验了凭着改造罪犯而去惩罚罪犯的各种设想的共同技巧。福柯论证说，尽管第一批大陆法改革家们并没有把监禁当作完全合适的惩罚，但监禁仍成了“自然的”
惩罚方法，因为惩罚技巧也在大量不同机构中使用以组织和锻炼个体。通过论证惩罚分析不应仅仅在法律制度的层面上进行，福柯还指出了由惩罚履行的“非法律”功能（如教育和改良等）
，从而驳斥了这样一个假定，即刑事体系的目标是完全排除非法性或违法性，压制对法律的任何违犯。我们必须把刑事体系设想为一种意在有区别地管理非法性的机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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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完全排除非法性DF。刑事体系总是具有一个可忍受的“非法性”边缘，刑事体制的变化因此是可忍受和无法忍受的非法性的重组，而１８世纪末的刑事改革设想则是一个旨在废止某种先前可忍受的非法性的策略。同样，监狱并不是减少了犯罪，而是产生了一个靠犯罪而生活的阶级。这并不是监狱的失败，而是监狱的一个可怕的“效能”。
D　G（二）戒律与个体的构成福柯的目标不仅要把监狱诞生的讨论从刑事和法律改革家们狭隘的思考范围中抽取出来，重新纳入对个人施加权力的广阔背景中，而且还要表明监狱并不是基于社会契约论之上的改革设想的产物，而是产生于适合惩戒权力（ｐｏｕBｖｏｉ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ｉｒｅ）的机制。
D　H监狱成了总体的、连续的监视体制的场所。在把犯人改造为有用的社会成员时，权力以戒律（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形式作用于犯人身上。福柯想让读者注意到组织和训练个体的各种惩戒技巧。
惩戒方法在１８世纪并不新奇。
戒律并不只是出现在犯罪和惩罚的场合中。我们在早些时候的修道院、军队、工场中，也能发现这种方法。在１７和１８世纪，戒律成了一般的统治程式DI。戒律产生了理性的、有效的、技术的社会所要求的从属的、勤劳的、有用的“驯顺”肉体。肉体的驯顺这个观念并不新颖，它是基督教禁欲主义者所熟知的，只不过惩戒技巧借以起作用的规模别出心裁：肉体并不被当成一个单元，而是作为一个由独立有用的部分组成的机制。与禁欲传统不同的是，它旨在增加有用性，而非弃绝。人类肉体屈从于对之进行瓦解并重新组合其部分的权力机器。这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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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机制。它依据经济功利的观点，增加了肉体的力量；依据政治上的屈从观，减小了肉体的力量。
福柯认为，戒律是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在学校、兵营、医院或工场中，规章的细致性、检查的烦琐性、生活和身体最细小部分的监视，不久将为这种无限大和无限小的神秘计算提供一个俗化内容，一个经济或技术合理性……为了控制和使用人，古典时代产生了对细节的细致监视以及对这些细小事物的政治考虑，并拥有一整套技巧、一整套方法、知识、描述、计划和资料。无疑，现代人道主义的人诞生于这些琐事。”
D　J戒律具体体现在那作用于肉体并形成有关肉体的因素、姿态和行为的有意操纵的“强制政治学”中。人类肉体进入了权力机器，后者仔细检查前者，拆离前者，接着又恢复前者。如果权力关系始终与我们同在，那么，它们在“戒律”中的微观的、多样的监禁就是一个现代发展DK。正是权力才使自身潜入“个体的真正结构中……把自身引入个体的姿态、态度、话语、经验和日常生活中”
D　L 。恰如麻风病人的放逐和癫狂病人的禁闭所表明的，从１５世纪末到１８世纪末的西方社会的政治梦想是建造一个纯净共同体，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政治梦想是建立一个“受戒社会”
，其铸造力量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制度：把戒律的微妙运作投射到混乱的拘禁空间中，把它与适合于权力的分析性散布法结合起来，使被排斥之人个体化，使用个体化步骤去标明排斥：惩戒权力从１９世纪开端起在精神病院、教养院、学校、少教所中就是这样有规则地发挥作用的。一般来讲，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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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都依据一个双重方式来实施个体控制功能：二分的方式（癫狂—心智健全、危险—安全、常态—变态）
，强制分派的方式，有差别分布的方式（他是谁；他必须在何地；他将如何被描述；他将怎样被确认；他将如何以一种个体方式而受到永远的监视等）。
戒律的贯彻必须具备四个主要条件。首先，它是由细胞组成的空间分布的艺术。它把个体所屈从于戒律的那个空间划分成自我包容的单元。修道院及其密室是其原始模式，不久传播到学校、兵营、工厂和监狱。兵营和寄宿学校被视作训练士兵和青少年的较为理想的途径。工厂工人和医院病人都成了受到监视、控制和训练的肉体。其次，进行适当活动的控制，安排学生、工人、士兵和犯人的日常活动，控制每一个肉体活动。其主要机制是源生于修道院的时间表，不久传播到学校、工场、医院和兵营。福柯详细描述了古典传统关于书写时所保持的姿态，操持武器时所保持的精确姿势，协调机器节奏运作时必须具备的肉体运动的连续方式。
再次，为了权力技巧取得重大发展，必须把肉体训练过程细分为几个阶段，这里所使用的过程就是“练习”
（ｅｘｅｒｃｉｃｅ）。它长期来是一个宗教实践，是为了获得拯救而整理尘世时间的一种方法。后来，它渐渐改变了方向，用来节约生命时间，并通过累积时间的调节对人实施权力。因已成为肉体和持续时间的政治技术的一个因素，“练习”并不终致一种超越；而是引起了从未达到其界限的屈从DM。这样，“练习”成了军队和学校中的“肉体的政治技术”的一个有效工具。最后，为了联结种种力量，戒律安排了战术。个体肉体成了能被置放、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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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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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肉体相结合的一个因素。军事精神如其说关注战士的勇敢或力量，倒不如说关注他在整体策略中是否精确地履行了赋予他的作用。这种力量的联结需要一个精确的、经济的命令体系。这种程序也体现在工厂和学校中。
但是，惩戒社会并不只是依照形式控制和规定而起作用，它还使用符合行为之审视的“微观刑罚”
：“工场、学校、军队受制于一整套有关时间（延迟、缺失、任务的中止）
、活动（疏忽、粗心、热情的缺乏）
、行为（粗鲁、傲慢）
、话语（饶舌、蛮横）
、肉体（‘不合适’的态度、不正规的姿势、肮脏）
、性征（不洁、猥亵）等的微观刑罚。同时，通过惩罚，采纳了一系列精妙步骤，从轻微的肉体惩罚到小小的剥夺和细小的羞辱……每个主体都发现自身处于可惩罚的、进行惩罚的普遍性当中“
D　N 。总之，以上四种惩戒程序一起创造了惩戒社会的材料，即“驯顺的肉体”
，形成了一个总体上理性的、总体上有效的、总体上控制的社会的梦想。因此，福柯并不赞成观念史家们通常把完美社会的梦想归于１８世纪哲学家和法学家，而是认为还存在一个社会的军事梦想；它的基本参照，并非自然状态，而是一架机器上细致地屈从的机器齿轮；不是原始的社会契约，而是永久的强制；不是基本权利，而是无限渐进的训练；不是普遍意志，而是自动的驯顺。
O　E 戒律“制造了”人体；正是专门的权力技巧才能把个体视作既是权力实施的对象，又是权力实施的工具。
在福柯看来，权力的这一惩戒技术首先体现在学校、工厂、医院、兵营、监狱之类机构的运作和组织中，因为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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