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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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
问：“我们是死亡的抗议者”
，您同Ｃ。　布卢姆哈尔特（Ｃ。
Ｂｌｕｍｈａｒｔ）交谈时曾说，在一首相应的诗中也写道：“以能使死者复活之人的名义，以复活的死者的名义，我们抗议Ｇ。Ｅ。　利普斯（Ｇ。Ｅ。Ｌｉｐｓ）的死。”这不就正触及（仁慈的上帝怎么会容忍受苦）这一神正论问题？即是否能以上帝的名义抗议虽然不是由上帝造成，但上帝也没有阻止的事情？这不正是在以上帝的名义抗议奥斯维辛集中营吗？
答：是的，的确如此。　这首诗针对的是一位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于非命的男子。　假如人们认为，上帝要人们譬如在交通事故中相互残杀，那么人们也就不得不承认说：让人们在战争中相互残杀，以至发生奥斯维辛事件，就是上帝的意志。假如一些人强加给另一些人的强迫性死亡——交通事故还是最轻的——假如人们用上帝来为这种杀人行径辩解，似乎还认为上帝就是这种杀人行径的根据，那就不会再有任何精神支柱了：这样一来，人们就能为所有行为辩解；这涉及到一种上帝和人之关系的概念，按照这种观念，人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一个在可怕意义上的全能之神的傀儡而已。Ｋ。　巴特说，这个全能者的上帝观念、这个无所不能甚至还能杀灭人的上帝，是个偶像，是撒旦。　由于我必须主持葬礼，这类情况和问题经常出现，我不得不放弃某些比如在礼拜仪式中一直存在的公式，譬如声称：上帝喜欢这位先生，于是就通过死亡，甚至通过交通事故把他召到天上去，如此利用交通事故。　实际上，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这种不幸也许不那么令人欣慰。传统的信仰眼下也许会给家属更大的安慰，但我担心，他们很可能就会因此信奉一个完全是非基督教的上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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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帝的名义抗议上帝３６
问：但是，以上帝的名义抗议上帝这是不是一个矛盾呢？
否则您不得不承认：上帝不曾在事故中，上帝也不曾在奥斯维辛中。　人们由此可以——不少人已这样做了——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名义抗议上帝。　但是，就奥斯维辛集中营来看可以上帝的名义抗议上帝吗？您到底还要以上帝的名义抗议什么呢？
答：上帝是作为犹太人置身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之中的！
我实在不相信，上帝就是那个世界的掌管者和统辖者，可以要他为我们所做的那些可怕的事情负担责任。　我认为，人类拥有巨大的自由，极其危险的自由。　这是一个真正的谜！为什么上帝创造了这样一个有如此自由、既是褒义、可惜也是贬义的能人，以至他竟能够建立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也不想用下述答案来解答：假定在幕后有一个世界的掌管者，仿佛他建立或者容忍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确确实实是人的罪孽。问：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隐藏在一个无法理解的事故后面呢？是命运？是偶然性？
答：人类犯下的过错很多很多，大多数甚至……
问：人类对自然灾害，对地震也要负罪？
答：这一点我承认……对这些事人们没有责任。　但在谈到自然灾害或地震时，我也不会干脆就说：这是上帝审判的标志或者诸如此类的说法。　我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这可能是在提醒人的脆弱，提醒人作为大自然中的生物受到的威胁。　不过这与战争、与人类的相互残杀迥然不同。　可能我应当把地震视为命运的安排，视为命运吧。　可是人们相互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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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
这种事情，我非但不会接受这是命运的安排，还会反对这种假定。问：引起人们对您的立场进行批评的原因，就是您以上帝的名义进行这种批评。　是否只有这样一个抉择，即彻底承认，要么别把上帝牵扯进这类事情中来，要么我们对这类事情一无所知？
答：可是我从耶稣那儿知道，上帝不要我们相互残杀！
耶稣肯定说过这样的话。我可以说：上帝不愿出现这种事情。耶稣在塞洛姆①的尖塔倒塌时，对人们说过：这对你们是一个信号，不过这确实是一场自然灾害。　耶稣决非暗示尖塔倒塌是相互残杀，这一点我很清楚。问：您在一部作品中回避有关怎样复活、何时复活以及复活的确实问题。　您只是让人们注意到活着的人的复活。　这部作品结尾是这样的：“我只知道，他召唤我们走向此时此刻的复活。”您在别处还谈到，我们必须从日常的死中复活。　具体说来，此时此地的复活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日常的死亡？
答：人们不再在战争中相互残杀，但在交通事故中却相互残杀。　人们甚至很快就会对这一切习以为常。　然而也许会相反：人们不再相互残杀，连引伸意义上的，即用言词、用互不谅解、用仇恨和成见来进行的相互残杀也没有。　因为所有这一切也都是相互残杀的一部分。　从积极方面来讲，人们不但将来能够，现在也能够共同生活；人们相互依存，共同生活，并能在这种共同生活中使自己的生命变得充盈。　上帝希望的是生命，而不是反面，不是要我们相互拼命，将对方置于死地，不是要我们去骗取对方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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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帝的名义抗议上帝５６
问：现在您能不能从您３０年的团契经验中举出一点来，说明您曾经充满信心地说过，发生过此时此刻的复活呢？
答：可以。　这是存在的。　不过这种事说起来话长，并非几句话就说得清楚的。　我在多次乱七八糟、争吵不休的婚姻中见到过这样的事情：夫妻双方都能够重温他们死去的婚姻，共同使这种婚姻得以复活。　我体会到，人们都变了，挣脱了使他们越来越失望的、狭隘的个人生活圈子……虽然人们从前在一个清一色的市民环境里度日，但现在却担任了诸如囚犯救济组织“国际大赦”的领导职务。　我也在一些年轻人那里看到这样的事情。　我对他们施过坚信礼，这些人都有一点茫然失措，但正当他们在混日子时，却突然产生了一种动机，要在一个工作小组中为第三世界全力以赴地工作。　在这些情况下，可以体会到有人怎样复活，怎样实际上摆脱小市民生活那小小的、往往又是可笑的、甚至成为负担的悲惨境遇。问：甚至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都有这些经验吗？您是否看到您可能讲到的那些变化正是复活呢？您关于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的想法大概是非常清醒的。答：这很难。　一方面，我看到一切都可能失败。　现在人们谈起了生态学和军备问题。　这一切都可能引起极其可怕的后果。我正经受着这些暗淡前景和无法捉摸的可能性的折磨。问：也许我正好该从这里继续往下问，因为要回答在整个社会范围里的复活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要是我没理解错的话，您能驾轻就熟地非常具体地描绘整个社会的受苦画。　譬如，您在《温情与痛苦》中写道：“１９７３年受难画。　企业主及其将军们的执政委员会决定：总统②不应是穷人的朋友，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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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富人的同谋。　执政委员会作出判决：穷人朋友的总统死有余辜。　判决立即执行。　首先处死总统，紧接着处死两万智利人。随后，执政委员会全体成员带着感激之情去望弥撒。他们在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面前弯曲双膝，跪拜谢恩。　武尔姆勃兰特（Ｗｕｒｍｂｒａｎｄｔ）神父发去祝贺电。　看到行情上涨，白宫和多国跨国公司松了一口气。　伯尔尼学校里的教师们都齐声欢呼：终于在智利恢复了安定和秩序。“于是，耶稣受难的故事在这里就同智利社会主义者的受难交织在一起了。　关于复活的希望是否还有相似之处可描写呢？作家在描写复活的希望时所遇到的困难，难道不比概述受难的情景时更大吗？
答：要是人们把一件事情的过程只能描写成为受难，那往往就是一种无措的行动。如果是这种社会意义上的复活，那我就不愿意再写这种事情，我宁肯在发生这种事情时自己也身临其境。　我认为存在着复活体验。　我在譬如说反对原子能发电站的整个运动中，或者你们联邦德国的绿党当中就看到了这一点。　甚至就在那里——在这些倾向和突破中——我也感到复活的迹象。问：那么在基督教范围内呢？
答：为第三世界出力。　我经历过这种事。　当然，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教会的促进，不过这些促进已经超出了教会的范围。　这样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