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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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潜力之“固有倾向”
，只有在这一固有倾向受挫，个人受到了孤立，他才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攻击性的支配，攻击性原本即是生命力受挫的一种反应，人所具有的破坏性冲动的总能量总是与他的被压抑了的生命力能量大致相当。生命力能量是指整个受压抑的生命力，它包括无法自发地发展和表现人的感性、理性和情感的各方面潜能，生命有其自己内在的冲动，它总要使自己展现出来，“我们人生来就有一种要求真正地生存的深刻愿望：去表现我们的能力、有所作为、与别人联系在一起以及摆脱己欲的束缚”一旦外界不允许它展现，它便会走上“分解的道路”
，并转变为一种以“破坏性”
为主要目的的能量。
因此，“生本能和死本能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相互依赖的，生本能遭受的挫折越大，破坏本能就变得越大；生本能实现得越多，破坏本能就越弱，破坏性是生命遭受挫折之事物。”。。。。。。。。。。。。。
这样问题不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用理性去控制自己的非理性冲动，相反，问题成了理性如何去满足自己的生命力问题。问题还在于，弗洛伊德不仅误解了人之本能，而且也误解了人之理性。
弗洛伊德将人之尊严、道德、艺术、宗教、科学等等一切独属人的活动，统统看作是超我压抑本能的结果，是本能“升华”之所成，究极而言，神圣的德性原来来自兽性，原来是人之攻击本能“反向作用”之所成，有德性的人，恰恰是攻击本能最大的人，无非是把攻击本能引向了自己，圣人与恶棍的区别只是攻击性方向的差别，这一切思辨性玄思，在弗洛姆看来都是弗洛伊德中产阶级本性的折射，弗洛伊德的道德原则归根结蒂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内在化，良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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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内在化的权力”
，“弗洛伊德对超我的分析，只是对权威良心的分析而已”
，由此看来，弗洛伊德所讲的道德与尊严，既不是一个“健康社会”
，也不是一个健康社会中的“健康的人”的道德与尊严，人之尊严、道德、理想，决不是某种高居于个人之上的“神秘力量”
，也不是“内在化的外部要求”
，而“应是无条件肯定自我的有力表现”
，是“真正属于他的，真正具有了他个人特色”
，本真的良心呼唤当是“真正的我们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召唤我们返回自身，返回创造性生活，返回充分和谐地发展——即成为彻底发展潜能的人”。。。。。。。。。。。。
将道德、尊严、理性与人之本能相对立，将道德、尊严、理性等同于自我克制、自我否定、压抑个性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性，这一切都是权威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一个结果。
本真的道德、尊严、理性皆应以人类为中心，“善即是肯定生命，展现人之力量，美德即是人对自身负责；恶就是削弱人之力量，罪恶就是人对自己不负责”
，换言之“善在于使我们的存在变成对我们的本质的日益接近，恶则是在存在和本质之间日益制造疏远”
，生命的意义即在于实现自身，在于全面、总体的人格的自发活动，为此必须“力戒把人格分为‘理性的’和‘本能的’，因为只有人对其自我的基本组成部分都不加以压抑，只有他对其自身了如指掌，只有他生命的各个方面已完全一体化了，自发性的活动才是可能的”。
意识、理性、道德皆通过了“语言”
、“逻辑”和“禁忌”三重社会过滤器之检验，是人的社会性一面，而无意识则代表一切潜能的可能性，是一切人性的“总汇”
，“意识代表社会人，代表着人生于其中的历史处境之种种限制。
无意识则代表普遍人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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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整个的人……“在人的抑制被取消之日，也是人性全面展现之时，人不再生活在自我疏离之中，而是生活在”真实“
中，生活在“完整”中，此时，再谈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社会性与自然性的对立、理性与本能的对立，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时自然将人性化，而人亦将自然化”。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号称“第三思潮”
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兴起于西方学术界，依照马斯洛（Ｍａｓｌｏｗ）的说法，人本主义对人性的探讨是在超越弗洛伊德主义基础上进行的。他们所关心的不再是人性的病态方面，不再偏执于过去的神经症人格，而是人性健康的方面，是以未来取向的积极的健全的人，“研究人性问题的新方法”
，是充分“估计到它的高度可能性”
，“科学的伦理”亦应从“人的本性中”派生出来，而不是求助于人自身之外的权威。心理学中的这种人体主义倾向，被马斯洛称作是一场“革命”
，是“理解和思考的新路线”
，是“人和社会的新形象”
、“伦理与道德的新概念。”
这种“新形象的人”
，都有一种趋向健康的积极意愿，一种趋向成长或趋向人的潜能的实现的冲动，一种“趋向人性充分发展的冲动”。以往本能理论家使用的范例是动物的本能，而不是去寻求“人类独有之本能”
，以致西方文明普遍地相信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是一种“恶的动物性”
，是邪恶的、贪婪的、自私的、敌意的，基督教的原罪也好，弗洛伊德的“伊特”也好，皆将我们的内在本性解释为恶的动物性，而实际上，无意识、非理性、倒退、直觉、本能这些一直被文明所贬低的东西，原原本本即是“健康的”
，“这个内部的核心，这个真正的自我是好的，可信赖的，合乎道德的。”这个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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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本能渴望的深蕴自我，也是创造性之源，“我们的快乐、幻想、欢笑、游戏等等能力，成为自发的能力，和在这里，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创造的能力，都是出于这一无意识，出于这一深蕴的自我。”
文化显然或至少应该是满足需要的，而不是禁止需要的，它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由人类的需要创造的，精神生活在根本上亦是我们“生物生活”
之一部分，它“根源于人的生物学本性，它是一种‘高级的动物性’”。弗洛伊德的“一个大错误”即在于，他受实证主义的局限，出自一种物理主义、化学主义的“还原论”
，将人类的高级本性、人类的尊严与道德还原至本能上面，而且是病态的本能上面、道德成了一种“不接受”或“不满意”的“副现象”
，成了人类的一种“后天的虚饰”
，是“一般人普遍心理病态的毫无道理的副产品”
，于是，仁慈乃是为掩盖我要杀人的愤怒的“反作用形成”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杀人则比仁慈是更基本的本性，仁慈仅仅是防御自己攻击本能的手段，是“压抑”自己破坏性冲动的方式，慷慨则是对吝啬的反作用形成……为什么弗洛伊德不把杀人说成是爱的反作用形成呢？这恰恰暴露出弗洛伊德的时代偏见。精神生活、高尚而美好的冲动本身，并不是本能受压抑而升华之结果，更非人之死本能的反作用之形成，它恰恰是首先满足了更迫切的动物需要的结果，人的需要是有层次性的，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尽管这种划分是相对的，但需要的层次还是有一定的固定性、顺序性，问题的关键是，这些需要之间并不是相互反对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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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人那里，它们是指向同一方向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错误——这也是以往人性观的通病——即在于，将人性原始的动物性需要严格限制在食、色之类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上，而将人类追求真善美的高级冲动则假定为在内在性质上不同于这些动物性的需要。于是完整的人的形象不复存在而被机械地分裂为灵魂与兽性的本能、理性与非理性、酒神与太阳神等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以一方控制另一方，以一方压抑另一方。二歧化的非此即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