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第69章

②同上。
③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３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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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３西方社会思想史
作者间的观点交换、对话十分活跃。由于他们合作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常常很难准确地确定各人的贡献。
《年鉴》的许多文章是合作撰写的，有些文章对学派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如涂尔干与莫斯的论分类的各种原始形式，霍伯特（Ｈ。
Ｈｕ－ｂｅｒｔ，１８５—１９５４）与莫斯关于巫术的一般理论等。
涂尔干学派成员的分歧不在基本观点上，而在特殊的兴趣方面。对《年鉴》作出贡献的不仅有专业社会学家，还有其它学科的代表人物，后者的兴趣与其说是关于涂尔干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问题，不如说是其命题处理各种具体问题的应用性。
《年鉴》中主要的分工便是这些专业学科的分工。
不过，专门化的研究对涂尔干主义者来说并非目的本身，事实上他们对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和其它人文学科中的这种方法是持批评态度的。在他们第一次建立了社会学的各门分支学科并为此在《年鉴》上辟出专栏的同时，他们坚定地推进社会学的统一。莫斯的名言是“不存在许多种社会科学，只有关于许多社会的一门科学。”
要点是保持社会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的理想，能够解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功能过程，并把这一理想与这一信念结合起来：没有一件与其它社会事实相孤立的社会事实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此，《社会学年鉴》的战略是在各门专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完整的普通社会学，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专业社会学家与其它社会科学中掌握了社会学的方法并不再孤立地对待社会事实的代表人物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作出的，其意图旨在保障有利于成果积累的条件。
对上一年法国和国外发表的社会科学著作发表严谨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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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９２３
平的评论是《年鉴》力图使其研究基于一种确定理论的又一证明。
《年鉴》小组的显著特点不是无视他人的成果，恰恰相反，而是把实事求是地评价当代社会科学的一切成果视为自己的责任。涂尔干学派成员的著作证明他们懂得如何利用这些成果。例如他们大量使用了当代人类学者的发现，这使得他们关于原始社会的讨论远远超出业余爱好的水平，尽管他们并未亲自开展田野调查。
同时这些评论也有助于《年鉴》成员在评论其它人成果的同时解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并将涂尔干学说的观点传播给那些既想了解但尚不信服的局外人。
但另一方面，涂尔干学派对异己的理论概念却理解得不多，对这些理论他们往往只有相当表面的了解，并且不能透彻地加以讨论。
正如科塞所说，《年鉴》的光辉事业是与非凡的出版家阿尔康的贡献分不开的，他不仅出版《年鉴》，而且还出版了涂尔干的所有重要著作及其它一些重要社会学家的著作。这家出版社成了“社会学新实证主义”的基地。阿尔康运用出版社的声望与信用，“通过书籍、评论、推荐、谈话、参考书目等方式，向公众传播处于领先地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方法和学说”。
①
（２）莫斯：社会事实的完整性
莫斯是涂尔干的学生和最亲密的合作者，在涂尔干去世后领导了社会学学派。
他是创建于１９２５年的法国社会学会的
①引自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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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一任主席。
他一生未作为一个独立的作者出版过一本书，但他的影响在法国是十分显著的。
与涂尔干合作期间，莫斯的兴趣主要在社会形态学、宗教和知识社会学方面。莫斯后期的兴趣转向方法论与普通社会学。
在后期的著作中、他提出了研究“完整的社会现象”
的要求，这一要求他阐述得并不清楚，但对理解莫斯的著作，他在涂尔干学派中的地位以及他后来对法国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影响乃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要求是莫斯对社会科学中日益增长的专门化、分化趋势的反应，这一方面可视为莫斯对涂尔干的统一的社会学理想的捍卫；另一方面也表明莫斯是个革新者，而非涂尔干思想的亦步亦趋者。
在《关于原始的交换形式——赠予的研究》中，他认为历史学家关于社会学家的求助于牵强附会的抽象与社会因素的孤立的研究的批评是正确的。
社会学家应该效法历史学家，研究确定的社会现象，例如，研究罗马人、希腊人、或普通法国人，太平洋岛屿上的美拉尼西亚人，而不是祈祷及其规则本身。孤立研究与抽象化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到了重建运动中的、转瞬即逝的运动中的社会整体的时候了，正是在这运动中，社会及个人获得了有关他们自己及其与他人有关的境况的情感性的意识。
首先，社会学家不应只关心人类行为、事件，甚至制度的单一方面，而应更关注各种确定的“系统”。其次，应该把社会生活的参与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同时是社会的、心理的和生物的完整的人来分析。真正想要理解人的社会学家不应自囿于人类行为的社会方面，而必须考察人的心理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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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１３
激情的方面。这样，莫斯转向了生物学与心理学，并且不公开地放弃了涂尔干主义的哲学人类学的二元论。因此，了解人们运用其身体的方式以及基于不同文化的心理反应的分化的方式也是重要的研究程序。正是在把个人的肉体与心理的性质引入社会学主义者的兴趣轨道上这一点上，我们注意到莫斯多少离涂尔干而去。确切地说，反涂尔干主义的因素在于，莫斯取消了集体观念的首要地位，将一个广大的与个人行为及经验有关的问题领域视为完整的社会事实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包括在社会学之中。其结果是，当谈及完整的社会事实时，既意味着系统考察社会事实的方法，又意味着这项事实的非意识化与内在化。
这些思想一再出现于莫斯许多论著中，在上面提到的那篇论赠予的文章中发挥最为透彻。
但他仍只停留在直觉层面，而非一个方法论的方案，他设想研究整体，但却没有解释整体是什么。他没有像英语世界的人类学者那样从事过特定社会的专题研究。莫斯关于研究完整社会事实的建议看来把许多不同的问题拉扯在一起，像历史编纂学一样，试图展现具体的个人与社会的各种活动；或如心理学那样，利用整体性的人格概念；或类似语言学，既是描述的又是概括的。可以说莫斯试图发现一个最一般的理论以便能根据社会科学迅速的进展与专门化的实际状况重新确定社会学的位置和任务。
他对非社会学的社会科学不能再持涂尔干式的自大态度，但也不愿抛弃社会学主义包罗万象的野心。结果，他留下了大量富有启发性的评论与概念，但却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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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社会学学派的其它成员
社会学学派的其它的重要成员还有Ｇ。
达维（Ｇ。
Ｄａｖｙ，１８３—？）
他始终是涂尔干主义最激进的信徒之一，他所表述的“社会学主义”甚至比其老师还要激进。他认为，同个人因素相比，社会群体是特殊生物，它用特殊方式来感觉、思考和行动。社会是对个人的解释原则，所以社会学是对心理学的解释原则。他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挚信》中，试图用土著人的某些风俗喜庆习惯来说明契约论的起源。按照他的分析，北美印第安人安排宴会、酒席及分配财产的波特拉奇节“就包含了契约关系的关系，因为它在群体和个人之间产生权力和义务的相互关系。”因此契约并非法律上个人主义的发明，而是客观的制度。
另一位社会学学派的著名代表是哈尔瓦克斯（Ｍ。
ＨａｌｂBｗａｃｈｓ，１８７—１９４５）
，与涂尔干相比，他更像个哲学苦行者。
他最初的训练是哲学，从哲学家柏格森（Ｂｅｒｇｓｏｎ，１８５９—１９４１）等人那里得到不少灵感。他的科学兴趣十分广泛，但他的理论取径在涂尔干学派中属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