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第53章

行为后，才可能较有把握地断言个人的行为。因此社会科学“原则上是与群体的而非坚硬的个体的行为有关，与共同体的而非单个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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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１９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１５２
有关“。
①穆勒对群众的兴趣与其它作者十分不同。群众在他这里并不是诸如人类、国家、民族或阶级一样的集合主体，而仅仅是可用大数规律表现的一大批个体；也不是普通的群众，而只是统计学的多数。这与他的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代议制政府理论家的政治观点是合拍的。穆勒感兴趣的不是社会运动，而是严格的个人行为，这些行为呈现出一些确定不变的分布，而这是明智的政治家应该清楚的。
穆勒的这个人类行为的大数规律，在比利时数学家和统计学家凯特莱的“平均人”概念里有更彻底更明确及更具专业性的阐述。凯特莱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主要与其统计学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的。他从不声称要拯救人类或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但他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阐述了真正的社会实证主义，我们或可确切地称之为自发的实证主义。他的哲学之符合孔德倡导的实证方法的各种要求甚至比孔德本人的社会哲学更见一贯与彻底。事实上他在“社会物理学”的名称下创立了一门社会学，甚至比孔德更是２０世纪社会学的先驱。
凯特莱与孔德、穆勒一样，反对唯意志哲学。要想建立一门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社会科学，不逐走对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的意志主义解释是不可能成功的。孔德与穆勒的反驳用的全是哲学的论证，凯特莱的论辩则借助于经验资料。他问道，还有什么比婚姻、犯罪与自杀等行为更依赖于个人的自由意志？
但统计资料表明所有这些现象有着惊人的规律性。
①穆勒：《逻辑体系》，第４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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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预测社会中的犯罪，其精确性可与预测出生率与死亡率一样无别。
社会中包含了所有行将发生的罪恶的种子，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为犯罪作好了准备，而那些作恶的罪犯不过是工具而已，每一个社会的犯罪及其发生次序是一定的，这是社会组织的必然产物。
凯特莱那时所能利用的统计资料仍是有限的，但已足可表明，所有的人类行为不仅从个人所声称的动机及意向的角度是可观察的，而且从其客观原因及社会后果的方面也是可观察的。凯特莱不想否认人有自由意志，但作为科学家，他对个体变异不感兴趣。他要研究的人是哲学范畴，而不是个人，他将后者委诸于艺术。
他说我们观察的个体数目越大，个性就排除得越多，一般规律便逐渐呈现出来，最后便出现了社会（性）。换言之，去除个别性意味着去除偶然的东西。
因此，关于人的科学的困难不在于其主题（人）本身的特殊性，而在于积累充分的资料以及运用适当的数学方法以便处理这些资料。凯特莱还认识到统计学所能掌握的事实（范围）
与他所欲成就的一种关于一切人类行为、人类共同体（包括人类自身在内）
的经验主义的理论是极不相称的。
但无论难度多大，关于人的科学的主题本质上与物理客体并无不同，物体与个人一样从没有完全一样的，但也服从规律。
通过掌握大量的人的资料，逐个排除那些个体的变状，最后我们可得到一个“平均人”概念，这个概念是从人的行为中抽象掉一切偏离（对于统计学平均数而言）而形成的。我们可在任何一类群体、国家甚至人类整体中发现这种“平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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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１９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３５２
凯特莱认为“平均人”概念是解释意外因果律的主要工具，他声称一切性质都服从于在某个平均状态周围上下波动的规律，社会状态也有其平均值，它是受诸如年龄、性别、职业、宗教与经济组织等不变因素（或力量）
的活动所决定，这些因素以不变的强度与不变的方向运作；另一个力量范畴是可变原因，其运作也保持同一方向，但强度有变化，（如四季交替这类周而复始的现象）。
不变的因素并非没有差异，这就说明了为何并非所有个体都在平均水平上，说明了波动的恒久性。道德统计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波动的上下限界及其机制。为了这个目的，凯特莱设计了一套用于统计分析的装置，这类装备在当时属于相当精制的技术。通过这种数理和概率论的技术，凯特莱所欲发现的规律有三类：（ａ）趋势；（ｂ）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ｃ）各种属性和特征的分布状态。
“平均人”
概念在价值学意义上并不是中性的。
它不仅对应于统计的平均数，而且也对应于某种社会的标准，也就是说，是在特定的情况下统计学家所欲看到的标准，凯特莱对这一点毫不隐讳：我先前曾说每一时代的平均人代表了那一时代人类发展的典型；我也说过平均人总是一种时代要求于人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所最大可能成就的人，他的性格是最平衡与最和谐的，既不过分也无欠缺，因此在特定的情况下，平均人必定被视为一切美与善的典型。
①
①凯特莱：《社会物理学》（布鲁塞尔，１８６９年）第２卷，第３９１页，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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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人”最终证明是统计学上的“自然人”
，但它与理性论者的“自然人”概念不同。第一，“平均人”是随人类进步而变化的；第二，“平均人”概念适用于不同的人类社会；第三，“平均人”不是人们努力以赴的理想或乌托邦，而是一个科学家可以确定的事实。如此看来，“平均人”无非是欧洲近代思想中出现的“俗人类型”概念，它表明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欧洲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已有多远。凯特莱描绘的就是这一世界历史的图景，一个日趋个体化的世界。
１０４斯宾塞：进化论社会学A进化论社会学（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属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一个别种。这并不等于说进化论者是孔德哲学的追随者，他们自己也不承认与任何哲学有什么关系。所以仍称其为实证主义，乃是因为本章开头所列举的实证主义的五条原则亦全都是进化论者所信奉与恪守的基本原则，斯宾塞甚至断言，“只要还存在认为社会秩序不顺从自然规律的信念，就不可能彻底承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
①
然而，进化论社会学的确代表了实证主义在１９世纪的最后发展。早期的实证主义首先是对建立一门社会科学之需要的反应，还不是对一门成熟学科在理论上与方法上的自我认识。致力于系统地提出社会学的概念、假设及研究程序，是
①引自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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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１９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５５２
进化论社会学贯穿于１９世纪的抱负。就１９世纪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发展而言，进化论前后的社会学思想对此的贡献没有比进化论更大的了。反进化论观点的思潮多少也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进化论社会学创造的一大堆概念、假设与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认为专属进化论或哪个特定学派的，而是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共同的财富。
社会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关系是社会思想史的一个有趣话题。达尔文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无疑既深且广。许多独立于达尔文主义而发展起来的社会进化观点，将其最终的形式归功于达尔文，进而在公众眼里，这些观点是得到了这位伟大的生物学家的声望与权威的支持的。有些社会理论径直拿来达尔文的某些观点，如自然选择说，去解释社会进步。相当一批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英国学者的，并不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却表现出与达尔文的科学概念与方法的明显的亲缘关系。如此看来，斯宾塞与达尔文的关系确是十分紧密。
但过分强调社会学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渊源关系是有违事实的，尽管这是盛行不衰的看法。第一，达尔文１８５９年发表《物种起源》时，斯宾塞已经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论的基本内容。第二，进化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