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第52章

而完全忽视了包括寻求自我完善、荣誉和其它完全为人类本身利益目的的动机，没有指明如何才能把管理生活中物质部分的方法用于改善民族性格的任务。在他稍后的《论科尔里奇》（１８４０年）一文中，称赞保守主义者科尔里奇（Ｃｏｌｅｒｉｄｇｅ）是他们时代中，“英国两个伟大的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
，因他阐述了政治社会存在的永久的基本条件是合理地强调教育，从中培养出约束性的纪律；一切皆可为之牺牲的某种事物的存在；共同体或国家成员之间的强有力而又有生气的纽带。穆勒认为是保守派首先揭示了维系社会秩序的这些条件。
②与对边沁“功利人”概念的批评相比，他对政治经济学“经济人”概念的分析基本上是从科学方法的角度予以肯定的。
他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几个待决问题论文集》（１８４年）一书中，明确指出“经济人”概念的理想化假设方法的
①Ｓ。穆勒的原文是“ｂｕｓｉｎｅｓ
ｐａｒｔ“
，着重号为穆勒自己所加，其意指人类事务中一切涉及利益追求与计算的部分，译成“商务”
有几分别扭，当联系边沁的功利主义，从广义上去理解。见穆勒《伦理、宗教、社会论文集》（伦敦，１９６０年）
，第９９页。
②参阅穆勒：《伦理、宗教、社会论文集》，第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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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１９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７４２
性质。
他说政治经济学并不讨论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
“它所关注于人的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有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判断达到这种目的的各种可能性的能力。……它将其它每一种人类欲望或动机完全抽象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有哪个政治经济学家会荒唐到这样地步，竟然认为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就是科学必然要前进的方式……。政治经济学家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被其它的欲望所阻止的话，这种欲望所产生的行动是什么。”
①
无论是误把人类事务中的商务性活动视为人的活动的全部的“功利人”观点，还是自觉地假设人纯为财富的动机所推动并有条有理地追求财富的“经济人”的概念，由此引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人性的世界应远较边沁与经济学所描绘的图景为丰富。为此穆勒提出一个“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以便包括政治经济学所遗漏的方面。社会经济学对影响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与境况的人性的一切方面都怀有兴趣，“其任务是发现社会规律，即人性在社会状态中的规律”。
②这里需要提一笔的是，Ｓ。穆勒是个原子主义的还原论者，他的“社会经济学”最终是不免从属于心理学的，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这里，我们还要谈一谈穆勒与孔德的关系。穆勒对孔德
①穆勒：《经济学和社会论文集》（伦敦，１９６７年）第１９１—１９２页，参阅罗尔《经济思想史》，第３５４—３５５页。
②穆勒：《经济学和社会论文集》，第３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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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怀敬慕的。他在英国宣传孔德的实证主义，其热情与成效较之孔德的信徒有过之而无不及。
１８６５年，他写作了《孔德与实证主义》一书，至今仍被视为分析孔德主义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他接受了孔德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人类发展三阶段说，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划分，历史的分析方法，科学知识按普遍性抽象性程度排列成一个等级层次的体系的分类说，人类精神的进步是历史进步的基本因素，以及关于社会秩序基于情感、思想的一致说（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等。他声称，孔德在一切要点上的主要结论是不能否认的。他对孔德的唯科学主义也表示同意，即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没有什么重大不同。
但穆勒与孔德有一个根本区别：穆勒是一个社会唯名论者，确信所谓的社会规律最终都可还原为个人行为的规律；而孔德是一个社会唯实论者，相信社会是真正的实在，一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有机整体。
穆勒坚持认为“各种社会现象的规律不过是，也只能是在社会状态中集合在一起的人们的行动和激情的规律。人即使在社会状态中仍然是人，其行动和激情仍然服从个体人性的规律。已经集合在一起的人们是不会像氢和氧不同于水那样，转化为另一种具有不同特质的东西的”。
①们在穆勒与孔德这里发现了社会学观点对立的最初表述：心理学主义对社会学主义；还原论对整体论。
这种对立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穆勒将人性科学置于优先
①穆勒：《逻辑体系》（伦敦，１９７６年）
，第４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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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１９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９４２
于社会学的地位，其人性科学包括心理学与个体生态学，因为一切社会现象都是按照支配人性的冲动和动机的规律构成的，不求诸于心理学规律而解释社会现象在穆勒看来是不可能的。穆勒对社会现象的兴趣，在于由社会现象构成的环境使不变的人性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变状。因为尽管个体心理学的规律是普遍的，每个人身处其中的环境总不同于其他个人，每个民族或每代人亦不同于其它民族或另一代人。所有这些差异都影响及于不同性格的塑造。不变的人性正是通过这变化的环境表现出来的，但对这一点的强调并不影响穆勒关于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人性现象的信念。因此他所说的社会学规律的解释力远弱于心理学。
前者解释的并非人类行为本身，而是因特定的历史或文化背景而偏离了一般标准的行为，由此看来，所以需要社会学，并非因为存在有特殊的社会事实范畴，不如说我们无法观察到纯粹状态的人。因此，不能期望社会学可提供一种独立的知识，以便我们避免两类正相反的错误：或是把经验观察推至任何可能的情况；或是依抽象的人性品质来臆测具体情况下的人类行为。这个立场决定了穆勒既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社会观，也没有创立有关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的充分的社会学理论。
穆勒的贡献在于，他试图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学旨趣间架起一座桥梁：一种旨趣就是流行于１８世纪的永恒人性理论，此即人皆有之的抽象人性论，另一种理论关心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变化不定的特征，它在１９世纪日趋引人注目。
穆勒相信人性论，他看到可利用１９世纪初心理学的新成就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机会。但他不相信，心理学家能满意地解释所有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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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象，纵使最好的心理学家也不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人们知道人类行为的所有动机，也不能解释特定情境中的特定行为。另一方面，单纯研究具体情境中的特定行为所能提供的只是些残缺不齐的知识，这种片断的知识缺乏普遍性，而普遍性正是真正科学知识的基本标志。社会学是演绎科学，这是指社会学依据心理学提供的人性知识和人性规律，推断在不同的环境因素作用于人类群体的情况下会发生怎样的（人性）现象。不过，这个似乎中道的理论在穆勒并无多少实际的运用。政治经济学是他系统研究过的唯一的社会科学。这门学科给他带来的方法论上的麻烦是最少的。因为它是那些设想人类总是受同样的动机驱使而不大受不定的情境因素影响的抽象化社会科学中的一种。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作者在社会学上很少建树，他与孔德一样，只是提出了社会学的方法问题。在这个方面，穆勒对社会学的最重要贡献是发现了人类行为规律的统计性质。穆勒的推理十分简单：由于人类行为是人性的一般规律与其自身个性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解释那些行为的关健是要找到一种可将一般规律与特殊的偶然的因素相分离的方法，统计学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法，当我们充分考虑了大数现象后，就能将偶然的背离一一予以排除。统计规律并不能使我们预言特定情境中的特定个人的行为，但它可揭示某些倾向，这些倾向必定在巨大规模上呈现出来，只有当确定了群体的属性与集体行为后，才可能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