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第48章

不逆诈、不臆想却能事先发觉，这是孔子针砭时弊而言的，当时人们一心欺诈别人，做不诚信的事，而深陷于欺诈和不诚信的泥潭中；同时也有人虽不逆诈、不臆不信，但不懂得致良知的功夫，往往又被别人所欺骗，因此孔子有感而发，说了这番话。孔子的话并非是教人专门寻思着怎样才能先觉别人的欺诈与不守信。事先存心，正是后世猜忌险薄的人所做的事。有了事先存心的念头，就已经不能进入尧舜的圣道了。不臆不信却被人欺骗的人，尚且还没有失去善的本性，但不如那些能致其良知从而自然能事先察觉欺诈虚伪的人贤明。你说只有良知晶莹透彻的人才能这样，基本上已经掌握了孔子话语的宗旨，但也只是你的聪颖领悟到的，并不能落实到实践之中去。
良知在人的心中，横亘万古、充塞宇宙，无不同。此正是古人所说的“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你所说的背离知觉而暗合欺诈的人，虽能不逆诈，但他们也许会有自我欺诈；虽然不去猜想别人是否诚信，但他们也许不能真有自信。这使他们常常有寻求先觉的念头，但却不能常常自我觉悟。常有探求先觉的念头，就已经是流于逆臆，而这足以蒙蔽他们的良知。这也就是不觉悟和欺诈不实不能避免的原因。
君子为学是为了提高自身修养，不能总是顾虑别人的欺骗，只要不自欺于自己的良知也就够了；不能总是顾虑别人的不信任，只要自己相信自己的良知也就够了；与其要提前知道他人的欺骗和不信任，不如保持自己的良知。所以，君子不欺则良知无伪而至诚，诚则明；君子自信则良知无惑而空明，明则诚。明诚相互促进，因此良知能经常觉悟、经常澄澈。经常觉悟、经常澄澈的良知就如明镜高悬，而万事万物在它面前自然不能掩饰其美丑原形了。这是为什么呢？良知不欺而诚，也就不容欺骗，若有欺骗就能觉察；良知自信而光明，也就不容不诚，如果有不诚信存在就能觉察。这就是所谓的“易以知险，简以知阻”，以及子思所谓的“至诚如神，可以前知”。可是子思说的“如神”“可以前知”，还是分成两件事来说了。因为他是从思、诚的功效上来说的，是针对不能先知先觉的人说的。如果仅就至诚而言，那么对至诚的妙用就称做“神”，而不用说“如神”。至诚就能无知而又无所不知，所以就不用说“可以前知”了。
【解读】
这里，王阳明回答了应当如何正确对待先知的问题。他认为，存心先知是小人的行径，不是正人君子所当为。不要说去存心先知，即便有此一念头，就已经远离尧舜之道了。与其存心先知，还不如被人所骗，尚不失为善。不致良知，不能先觉，往往为人所欺。所以，最好的做法还是实地用功致良知而自然地先知先觉。
第五卷　答罗整庵少宰书——正心诚意
罗整庵就是罗钦顺（1465—1547年），整庵是他的号，少宰是官职名，明清常用作吏部侍郎的别称。罗钦顺字允升，江西泰和人。他潜心格物致知之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在当时王学盛行的情况下，罗钦顺一方面批判王守仁的心学，一方面又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的改造，从而创立了自己独具特点的气学思想。正德十五年（1520年）夏，罗钦顺请假住在老家，听说时任江西巡抚的王阳明将溯赣江至赣州，就写了《与王阳明书》，在王阳明经过泰和时交给他。《答罗整庵少宰书》即是王阳明对该信的答复。
第1章　实有诸己
【原典】
某顿首启：昨承教及《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
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听见而遂以为极则也。”
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喻，恻然唯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
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
【译文】
鄙人顿首谨启：昨日承蒙教诲《大学》，因匆匆搭船，未能一一奉答。清早，在船上稍有空闲，我又再次拜读了您的信。唯恐到江西后杂事纷陈，扰攘不断，先在这里简略回复，请您指教。
您信中说：“明白圣道固然很难，但是身体力行于道更难。道的确不易明白，但是学问也的确不能不讲。恐怕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当做最高标准吧？”
不胜荣幸！我从哪里能得到这样的教诲呢？我怎敢自以为达到最高标准而心安理得呢？我正想着寻访天下有识之士以便讨论圣道。数年来，对于我的学说，天下之人，有的讥讽，有的辱骂，有的不屑一顾。这些人愿意教导我吗？他们哪里肯为了教诲我而反复比喻、心存仁慈只怕不能纠正我的纰漏呢？这样看来，普天之下爱护我的人，没有像您这般深切备至的，感激之情非言语可以表达！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孔子最为忧虑的。而后世的学者稍微能诵经训诂，就自以为是有学问了，于是就不再有探究学问的迫切愿望了，这实在是很可悲呀！圣道必须身体力行才能明白领会，不是先弄明白了而后再去身体力行。圣道必须学习后才能明白，并非在讲求学问之外还有其他的认识圣道的途径。世上的研学者有两种，一种是讲究身心体认的，一种是讲究口说耳听的。用口耳的人，通过揣摩推断，力求扩大自己的影响；用身心的，力行自省，所言所行，的确是自己具备的东西。知道这些，就知晓了孔子的学说。
【解读】
在王阳明那里，道德实践的内在根据，具体即表现为以良知、心体为形式的德性。作为道德行为所以可能的条件，德行的形成展开为一个“实有诸己”的过程。所谓实有诸己，即是通过自身的体察与践履，使道德意识成为主体的内在德行。
第2章　古本之复
【原典】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
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即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译文】
在信中，您认为我之所以恢复《大学》的旧本，是因为我认为人做学问只需要求诸于心，而程朱的格物学说却免不了向心外探求，于是不采信朱熹的分章法，并删掉了他增补的传。
我并不敢这样。学习哪还分什么内外呀？《大学》旧本乃是孔门传下来的，朱熹怀疑它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而加以改正补充，而在我看来，旧本中本来就没有什么遗漏和错误之处，所以就完全采信古本罢了。我的过失可能在于过分相信孔子，绝不是刻意要否定朱熹的分章法，并删掉他增补的传。
做学问最重要的是用心来体悟。如果心里认为不对，即使是孔子所说的话，我也不敢说它是正确的，何况那些比不上孔子的人？如果心里认为正确，即使是普通人说的话，也不敢认为是不对的，更何况是孔子说的话呢？况且《大学》旧本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现在阅读，书中词语句子还明白通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