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46章

站在文明的阶梯上，你不得不慨叹“底线”这个词竟是那般暖昧。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时间，也许它是理想，但在另一个地方或者另一个时间，它却成为底线。就像宪政在今日中国仍是一种理想，而在其他有的国家却已经是底线。回顾或远或近的历史，百余年来中国人所有值得称颂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让宪政这一“底线理想”变成“底线现实”么？而人类的进步，不正是让曾经苦苦追求的理想一次次成为现实中的底线，并由此步步为营，接近更广阔、更真实的自由与幸福么？
从限政到宪政
如何限制权力，规范权力，使已经建立起来的政府不至于从“必要的恶”沦落为“必然的恶”，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显而易见的是，正在为宪政而努力的今日中国，若要告别过往的窠臼，获得一个有希望的前景，一切还得从不断地限政与控权开始。
【三种限政思路】
论及权力制衡，当说几百年来人类已经收获颇丰，而最具代表性的制衡方式莫过于以下两种：
一是洛克与孟德斯鸠为代表的“以权力制约权力”。前者认为国家既然是一种“必要的恶”，就应该“二权分立”，将立法权与执法权分立；后者则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分立”。
虽然分权学说始于英、法启蒙思想家，但是据此完成制度创新、建立政府的却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人。1787年9月由制宪会议通过，次年6月为9个州批准而生效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直至今天仍一锤定音地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所谓制度创新，表现为美国制宪先驱根据当时只能建立联邦制国家的实际，给分权制增添了联邦和州两级政府纵向分权的内容；同时，在设计中央政府内部分权机制时，也摒弃了洛克和盂德斯鸠的行政权隶属国王的思想，而是将行政权授予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这部宪法精心设计了一整套纵向和横向分权的措施，通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纵向分权和联邦政府内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横向分权来限制政府权限，约束政府行为。
二是贡当斯的“以权利制约权力”。贡当斯曾以提出“五权分立”——包括世袭制议院、选举制议院、中立的王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而著名。在目睹法国大革命国民公会因独揽行政、司法和立法大权终于酿成人头滚滚的惨剧后，贡当斯意识到作为法国大革命思想来源的卢梭之错误就在于，其“契约论”让每个人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所有权利让渡给共同体（国家），以为失去了一切时也将获得一切。然而事实上，这些将自己和盘托出而丢盔卸甲的人民，其所集体创造的不过是一个能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从他们手中夺走一切的权力。在那里，曾经鼓吹废除死刑的人道主义者罗伯斯庇尔不也变成了杀人如麻的革命者，最后他本人同样难免被押上协和广场上湿漉漉的断头台。
由此，贡当斯在提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同时，补充了“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思想，即必须承认公民有一些任何权力都不能剥夺的基本权利，以防止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少数人暴政”与“多数人暴政”，在他看来，一旦主权不受限制，个人在政府面前将无处可逃。“世界上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公民拥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政治权力之外的个人权利，任何侵犯这些权利的权力都会成为非法权力。公民的权利就是个人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包括公开表达的自由、享有财产及免受一切专横权力侵害的保障。”（贡当斯，《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简单说，人在与社会签约并成立国家时，并不让渡其所有权利。如亨利·梭罗所说：“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
三是托克维尔的“以社会制约权力”。在考察了美国民主后，托克维尔同样发现盂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并不足以保障一个社会的民主自由，由此提出社会制衡机制，将结社自由视为抵抗政府权力的堡垒。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认为“一个由各种独立的、自主的社团组成的多元社会，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结社自由以防止政党专制或大人物专权，筑起防止暴政的堤坝，“一个伟大的民族不是要受一小撮无赖的残酷压迫，就是要受一个独夫的残酷压迫”。
如果读者细心，就不难发现，从孟德斯鸠、贡当斯到托克维尔，他们身上暗含了两种形式的三权分立；一是孟德斯鸠主张的国家权力内部的三权分立；一是国家权力相对于个人权利（贡当斯）与社会权利（托克维尔）之间的“三权分立”，也就是说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权界分立。如果说孟德斯鸠追求的是权力内部的自我净化，那么贡当斯与托克维尔所要完成的则是以权利为基础的个人与社会针对国家（政府）的抵抗，是还个人与社会体制权力的主动权。而这也正是现代公民社会的理论来源。
【改革开放的限政之维】
在洛克看来，“自然理性告诉人们通过契约组建国家，国家权力来自于人们授予的自然权利，人们失去了一部分自然自由而得到了社会自由。”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相当长时期内，个人与社会都被权力所淹没。在1956年中国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经济与社会更被扫荡一空。当党政权力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此时的中国甚至连家庭这个古老而基本的社会单元都已经岌岌可危。且不说此时夫妻因为阶级斗争反目成风，“大跃进”甚至让许多人在自家做饭的权利也被没收。而是这种“大锅饭”具有进攻性，社员们只准到集体食堂吃饭，各家做饭的大铁锅必须交到大队砸了炼钢铁。
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是照搬列宁模式建立，而按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的理解，整个社会不过是一个“国家辛迪加”，政府是这个国家垄断大公司的总管，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的雇员。显而易见，这种集权性的制度设计是将全体公民都绑上了国家的战车，而且杜绝了社会“自雇谋生”的出路和在灾难来临时逃出生天的机会。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人们渐渐意识到，中国转型的关键在于如何逐步实现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而改革开放所指向的首先是限政与分权，是改变“以党代政”的痼疾。在《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这样提到邓小平的“限政思路”：
〖邓小平历来把克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错误做法，实现党政分开看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关键。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在论述抗日根据地民主建设时鲜明地提出过“反对‘以党代政’”的口号。他尖锐批评了把党的领导误解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观念，要求改变“包办一切”“遇事干涉”的错误做法，肃清“‘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纲领性报告中，邓小平指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是出现官僚主义、机构臃肿、滥用权力、压制民主、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弊端的制度性裉源。〗
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为“限政”指明方向。尽管在吴敬琏看来，“遗憾的是，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对这些间题的认识还不统一，问题也没有获得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分权与限政之路仍在日积跬步，以其特有的节奏与方式进行。而这一切首先得益于政治型的计划经济向法治型的市场经济的缓慢转型，得益于个人与社会从“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中不断解放出来。
这种解放首先是个人从国家体制中的出走，逐渐收复如贡当斯所说的不能让渡与剥夺的权利；其次是个人相聚在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托克维尔意义上的结社自由。当然，这首先只是经济上的结社自由——组建企业。
谈到改革之初经济上的结社自由，熟稔中国改革的吴敬链曾经谈到过一个“可笑”的细节。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的私有化实现以后，一些专家提出让城市的私人企业合法化。第一个起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