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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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罪羊和替罪狼】
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的结尾，戈培尔夫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六个孩子全部毒死，是因为她深信没有“国家社会主义”，人类就没有希望和未来，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国家。由此可知，生而为人的纳粹分子，不仅屠杀了犹太人、波兰人，同时也是为意识形态预设的疯狂逻辑的受害者。当说，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流行，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预言“唯一未来”（人间天堂）的最大恶果，也是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费尽千辛万苦走出大劫难的人类的最大教训。
“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为国家献祭通常不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将自己奉献出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一种个人自由；另一种是将别人奉献出去，此时“爱国”便与寻找替罪羊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方面，当年纳粹无疑是将两者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如果说二战期间犹太人是替罪羊，那么二战结束后人们将纳粹犯下的罪恶完全推给希特勒则无异于寻找“替罪狼”。毕竟，希特勒是民选总理，他在组织吃人的时候每个选民都在场，甚至领到了自己的一份血和肉。
尽管旧时代已经翻过去，但“爱国者”热衷寻找替罪羊的事情并没有结束。“爱国者”假定国家和自己永远正确，一方面当国家面临所谓“危机”时，“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并认定他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另一方面，又会单方面赋予某些人以“爱国”责任，然后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在此逻辑下，监督者永远爱国，而且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寻找替罪羊”因此成了“爱国”者只赚不赔的买卖。显然，这些“爱国者”有多“爱国”，不在于自己做了多少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在于他们认定多少人“有罪”，从国家内部圈出了多少个“汉奸”。
如果我们洞悉了国家因何而生，为谁服务，就不难理解，爱国的当务之急是爱国民，而不是爱某个空洞的国家理想或者宏大概念。
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社会曾经有过“我爱国家，国家为何不爱我”式的伤情追问。应该说，任何时代都会有或这或那的不足，任何国家都会给人还不够美好的印象。然而，正是因为看到时代有不足，看到“国家还不够爱我”，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才有机会大有可为。近两百年来，几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困苦，努力建设一个梦想中的现代国家，就在于实现公民与国家相爱的宪政爱情。
【被策划的情绪】
哲学家萨特说过：“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如果这堆激情被策划、被煽动，恐怕就很有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表明了民族主义情绪可以卖钱。十来年后的2009年，一本由五个人拼凑而成的《中国不高兴》出版，据说这是上一堆情绪的“升级版”。
该书高呼中国要“持剑经商”，与西方“有条件的决裂”，面对外部的“欺压凌辱”，中国要有改造世界体系、领导世界的雄心，要明确“惩罚外交”概念。而一大批公开支持中国走西方市场经济道路，或者赞同西方式民主人权的国内精英：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钱锺书、王蒙、王朔、王小波夫妇……从经济界到文化界，从官员到体制外知识分子，都成为“中国不高兴”的对象。这本书里的许多极端观点被媒体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不高兴，但是写这书的“五人帮”与出版商却很高兴。事实上，只要看看《环球时报》的头版标题，你就知道，在中国谈政治还有比民族主义生意更好做的吗？
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韩咏红就此撰文：“以情绪化的对抗姿态作为卖点，这在书名中尤其一览无遗。所谓‘不高兴’就是情绪用语，而非理性措辞。实际上，这些年来每当中国社会高调张扬民族主义时，晃出来的往往不是民族主义精神，而是民族主义情绪。”
据报道，《中国不高兴》的策划者就是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策划人。2008年10月3日，该策划人把几位作者召集到北京郊区的一处农家乐一住三天。“这三天，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干，就是讨论、神侃。我们刚开始讨论的时候，是从去年10月的两件大事开始的，然后就发散思维说下去，结果三天三夜的讨论，讨论出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书的内容。”三天“闭关”结束后，学者们各奔东西，而策划者和出版社的编辑们则根据这三天的讨论录音进行分类和梳理，整理成文字资料，“书中99％的内容都是这三天讨论的”。对于书名，也是从图书市场的角度考虑的。
有人批评《中国不高兴》是一部“山寨作品”，并非没有道理：其一，它的确是五个人在山寨子里商量出来的，而且商量了“三天三夜”；其二，是该书基本上只是copy网上部分“愤青”的部分言论，内容也谈不上什么创新。
有趣的是书的封面竟然写着“为国直言，替天行道”。想想宋江当年“替天行道为招安”，想想洪秀全从金田村杀到九江东进南京为称帝，再为争帝位几位天王互相杀，我本以为那种以“替天行道”为名、以“替天行房”为实的年代已经翻过去了，谁知这几个字如今还是被人拿来当做封面女郎招揽顾客。
而如果你把几位“熬夜”与“替天行道”连接起来，就不难发现几位作者为何能在农家乐里大辩“三天三夜”而乐此不疲——莫非他们是在给上天打电话、发传真、写E…mail？只是不知道当时上天是如何批准了他们要行的道，给了他们救世军的授权书，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口吐白沫，倒在地上，胡言乱语，传达了上天的旨意。又抑或经过三天三夜的辩论，最后论定上天不死亦废，于是自作主张，自封为二十一世纪的天兵天将了。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的利益被人莫名其妙地代表着，而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也要被人代表了。众所周知，中国本无情绪，有情绪的只是每一个中国人，而且人们情绪各不相同。所以，“中国不高兴”远不如“我不高兴”来得真切与诚恳。陆游当年写《书愤》，写“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其所表达的都是内心的真实感受，对北伐的渴望。而现在的“中国不高兴”，却是几个日日夜夜享受着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人不眠不休策划出来的。
早在若干年前，龙应台先生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这篇文章中，龙先生说：“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生气的。”而且，“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不高兴派”当然有理由告诉国际社会自己很生气，但是冒充中国着实有越界之嫌。本书作者在国外也经常见到“一个人的示威”，比如有一年在柏林的马路边上便看到一位中年男子举着个纸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但是这位男子只代表自己。如果他自诩代表德国，代表所有德国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经变成一个“侵略者”、一个“意淫犯”了。
是做时代进步的生意，还是做时代退步的生意？是促进人类和解、共享文明成果，还是煽动极端民族情绪，发“未来的国难财”？相信许多读者心中都有定论。无利不起早，就生意论，在推销思想上商人往往会比哲学家更有热情。如罗伯特·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一书中介绍，在十八世纪，一个天才的狄德罗身后，往往有十个更天才的书商在忙碌。像《百科全书》这样一部象征着整个启蒙运动的时代之书，最初就是在一个书商提议下上马的。或者说，“启蒙运动的生意”的主角，不是狄德罗，而是那位叫庞库克的书商，一位巴尔扎克式的资产阶级英雄。这位十八世纪的法国红顶商人，一边和哲学家们称兄道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