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0章

其实，主观的感觉上，不见得有何伤感，夏虫不可语冰，没有母爱的孩子，自己不会觉得有太大的遗憾，至少我的童年、少年的感觉如此。
高中生涯结束之前，有一段时间承蒙法商学院吴英荃教授伉俪照顾，他们育有一子吴大成，已经成年，我方才有机会比较深刻地见到父母对子女的关怀，让我很是惊讶。到了艺专读书，一位学长董炎良兄，住在台中乡下，暑假期间，我去台中看他，到了该回台北了，他的母亲送他到乡间路口，我们挥手道别，往前走了几步，我偶然回头，发现他母亲在身后拭泪，当时一惊，心想一个学期之后就会回来，干嘛那么难过啊？之后若干年，炎良兄的母亲骤然过世，他整整三日不语不食，悲痛难抑，我才渐渐明白亲情之深有若此者。
婚后，我们刚刚得一子，但是小婴儿初生有黄疸，必须在妇幼医院里多住三五日观察观察，让孩子的妈妈晓清先回家来休息。
依妇幼医院的规矩，到了哺乳时间，一个个微侧着身子，一排小娃娃放在大篮子里，两位护士抬着，再一个个分别放在孩子母亲身边哺乳，非常可爱。但母子在一起的时间，也仅止于短短的哺乳而已。没有想到，回家才头一晚，晓清便因想念娃娃而落泪。我暗自吃惊，他们母子见面就是几次哺乳，过两天等黄疸退了，马上就抱回家来，这么短暂的分离，居然那么伤心！
母爱的深刻动人，我又有了新的体会。
对于母爱，原本看得比较轻。有一句成语“饱汉不知饿汉饥”，这一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读：“饿汉不知饱汉饱”。没有母爱记忆的人，就不太会觉得母爱在人生中多么不可少。有的时候，也会以没有如此累赘为幸。直到自己的家庭逐渐成形，方才体会出在成长中，母爱之必不可缺。
然而与亲生的母亲会有见面之一日，想都没有想过，在脑海中几乎一无印象的母亲，也谈不上对她的一点思念。她与父亲早岁离婚，我已长大成人成家，有没有母亲，毫不介意。
常常幻想我的母亲会是个什么样子，在台湾，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在我的面前提到母亲，也都是点点滴滴的一点事情，大概他们不无顾忌，我也无法构成完整的联想，能说的都已说尽。偶尔也会遇到一两位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人，愿意跟我谈我的母亲。类似童律师的出现，就很让我意外。
不记得在哪一年，有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长辈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是认得我母亲。时间无论如何应该在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之前。姐姐远在美国，当然没有机会相逢，我跟我内人同往。
这位长辈的大名是童曈，一下子我想起来了，他是一位名律师。
我们受邀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他的公子童虎，童先生跟我说，他还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名为童龙，一个是龙年生的，一个是虎年生的。不记得是哪一位公子，好像是IBM在台湾的总经理。这位童夫人显然不是元配，对我们的过去并不清楚，倒是童律师说起了一段往事。
童律师说，他曾经受母亲之托，乘江轮带着姐姐顺流而下，把姐姐带到一个他如今也不太记得的地方，又交给什么人。我猜想大概是上海某处，然而也无从查证了。童律师原名不是童曈，这是母亲跟我说的。我问姐姐可曾有过乘江轮的印象，她说有过，当时是一位伯伯带着她。对于她幼年时还有没有其他的记忆，她大概说得上来的只有两三件。其中之一是在托儿所里，大家过团体生活，早晨的时候有起床号，就是一般军营里的那一段“打滴打答…底滴打搭…答答答滴…滴底打搭……”，她记得许多小朋友把这个起床号改成同样音调的歌诀：“大清早上，赶快起床，我来看猪，猪在床上！”
另一件是，她居然在上海上过学，还学了一点英文。经查证，当时上海的确有的小学在一年级起就教英文的。然而她只比我大一岁多，她在学英文的时候，我应该正在清凉寺里当小和尚，这是后话。某年去美国跟姐姐相会，她从阿肯色州到纽约来会我，我们身边还有她那不会说中文的小女儿，有二十多岁了。我谈起在大陆所见所闻，当然说的是中文，她的女儿似乎听出一点端倪，便问妈妈你知道了自己的幼年吗？姐姐用英文回答说：“I　still　don’t　know。”
长辈依然不舍几十年前的情义，也要看看老友之子女境况如何。这样的人情，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多见了。
另外也有一个短暂而奇特的遭遇，应该说，只是对话。
那次我承蒙中山文艺基金会之邀，担任散文奖的评审，因为是复审，并没有开会，审稿都以通讯来往。基金会的董事长是刘真先生，谁都知道他是台湾师范教育之父，也担任过师大校长跟教育厅长等职。大概是从复审委员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老人家居然主动打电话来，说是认得我母亲。我们在电话中谈了一会儿，听到他对母亲的才情与容貌的赞美。老先生是我从小便知道的人物，他要我随时去他的办公室谈谈。但是有一回想起来应该去拜访他老人家时，他病得不轻，便没有去打扰。
另外还有一次，当时我还在中广当播音员，有一天新闻局副局长甘毓龙先生打电话来，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个面。到了后，方知我们是亲戚。他的夫人家与我母亲家是亲上加亲的亲人，我只会这么说。相信很多从大陆来台的第二代，都不容易弄清楚亲族关系，实在由于家里的人口太少。
他们都是我接触的人物中难得属于母亲那边的亲友。四十多年之后与母亲初会，她已经是快要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个恨不得守住我关爱我至死的老太太，别人口中的才情与容貌，我一点儿都没见识过。
一九七五年年底，忽然间收到一封信，从信封上辨认，是美国李本明姐姐的来信，跟她已经多年都没有通音问了，怎么会来信？一边上楼一边拆一边读。
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有信的话，多半还是要由国外的亲友代转，大陆的来信都得夹带在信封里，对于某些人，可能还冒着前程的风险。本明姐自己写的信不长，只说在北京遇到了“娘娘”，是北京人称呼伯母的意思。信中又附带一信，原来是我的身生母亲写的，她请本明姐帮她打听一下三十年前离开，再也没有见到的两个儿女的下落。我根本来不及细读，立刻冲上楼，见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我也有妈妈了啊！
然而激情很快就过去，开始想到了许多本来跟自己看来没有什么相干的事，比如反右、“文革”、“四人帮”，等等。
我回了一封长信，寄到母亲手上那天，好像快过年了，当时“文革”余波荡漾，母亲与同母异父的弟弟依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平反，他们住在北京劲松的一处大院子里，这就是说，那是许多人合住的一所房屋。
母亲是在晚饭之前收到了我的信，当然迫不及待地打开来读。那是一九八○年代前的事，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尚未出现，大陆依旧贫困落后，几家人家共用厨房跟起居室，母亲就凑着共用的起居室仅有的一盏微弱的电灯，站在那儿，把我的信从头到尾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读到夜阑人静，读到四下无声，再抬头，已时近午夜。这才发现，她已经在那个灯下站立了好几个小时，怀疑此刻是不是梦？
后来母亲又托人寄给我一盒古墨，我把这几块墨做了拓片，写了一篇散文，标题就是“拓片”，描述母子重新发现对方的感受。这篇作品并没有给母亲先读过，没想到却让大陆的报纸转载刊出，母亲读后，很是激动。从此母子之间便时有鱼雁往返。只是激情已过，当时两岸禁止相通，到大陆去是违法的，也不知何日得以相会，而且我也没有太高的意愿，毕竟分离得太久，记忆太模糊，也没有共同生活的经验。觉得能找到对方已经很不容易，就一直通信好了，两岸政治问题带来的阻隔，我们无法突破。
直到有一天母亲在信中说，她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很怕另外一只眼睛有一天也会看不到，希望可以早日相逢，以免抱憾无穷。
进大陆之前，也有几位朋友提醒了若干注意事项，比如大陆亲友的贪婪、薄情、翻脸不认账，等等。他们有的更以亲身经验相告，听来惨败收场者也不为少，然而我却是个根本就没什么可输的人，这些言语参考参考就是了，我还是决定让母亲在一只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好好地看看她的儿子我。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我的孝顺，只是义理之常而已。
那是在一九八八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