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奇案》第17章

有人愿意帮忙，他自然不拒绝，但也用不着为他担什么道义，更不用替他背这千古黑锅。而王鹏豹已经改名出家，官府也绝不会找到他的。他沉默良久，最后站起来将手中茶杯捏的粉碎，说道：“好！曾大人所言即是。张某十分佩服，我这就和盘托出，都告诉你吧。”
张文祥将刺杀马新贻的前因后果，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招供出来，但张文祥的供述，却让曾国藩心惊肉跳。
前面说过，王鹏豹参与过湘军的“霆军哗变”。当初曾国藩用很短的时间平息了叛乱，悄悄将事情压下，但这件事情成为他一直不想再提的隐情，也是他一桩不小的“历史问题”。这事情已经过去六七年了，本来以为事情已经过去，没想到却又牵在这个案子里。如果旧事重提，不仅是给自己脸上抹黑，又可能会引出另一个大案来，到时自己决脱不了责任。另外，程速台原是湘军的一个高级将领，他亲自出面与张文祥联系，那他背后又是谁主使呢？这个人的背景又有多深？当然，此人也必是湘军首脑之一。自己是湘军的创始人，那么这个案子会不会最后又查到自己的头上呢。想到此，曾国藩的脑袋上已经冒出了一层冷汗。这个案子查来查去，原来是在查他曾国藩自己啊。
曾国藩强自镇定，带人回到行辕。路上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快刀斩乱麻，急速结案，再不能拖了，再拖必生事端。
曾国藩立刻派人告知正在栖霞山的郑敦谨，说案已查清，请他速来结案。
郑敦谨匆匆赶回来，两人心照不宣，商量一番，定下了张文祥的供词。案情为：张文祥，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贩卖毡帽至宁波，结识同乡罗法善，取其女为妻，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席卷江浙，乃参军入李世贤部，转战东南数省，一度官居叛军副将。同治三年（1864年），李部败走，张逃回宁波。张无以为生，由做过海盗的程速台资助开了个小押当，隐姓埋名，勉强度日。当时马新贻调任浙江巡抚，海盗为患，派兵剿治。在浙江象山、宁海有一处禁地，名叫南田，向来为海盗所盘踞，马新贻捉住了其中的头目邱财青，处以死刑，另外又杀了海盗五十余名，其中颇多程速台的朋友和同伙，因此程速台对马新贻恨之入骨。
这以后又有一连串的怨恨。张文祥开小押当，而马新贻因为押当重利盘剥小民，出告示查禁，张文祥生计顿绝。同年，张文祥的妻子罗氏，被吴炳燮诱拐潜逃，让张文祥追了回来，但人虽未失，卷逃的衣物为奸夫带走了，一状告到巡抚那里，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不准其告。不久，罗氏复又潜逃，张文祥追着了，逼她自尽。至此人财两空，认为马新贻不替他追赃，以致他的妻子轻视他，又断了他的生意，于是便起了报复的心。同治五年正月，浙江巡抚马新贻至宁波，张递状控告吴炳燮霸占其妻，逼妻丧命，马又不准其状。张告知程速台，程速台因自己做海盗时曾遭马剿杀，故怂恿张刺杀马。同治八年，马升任两江总督，张同至南京，寻机刺杀，直至混进校场而得手。
二人又拟好奏结：“凶犯张文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程速台等复指使张文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泄恨，张文祥被激允许。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迫念前仇，杀机愈决。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机行刺，未能下手。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审明谋杀制使匪犯，情节较重，请比照大逆向拟，并将在案人犯分别定拟罪名。”
曾国藩召齐会审诸官，征求各位意见。魁玉、梅启照等人自然无话，但袁保庆、孙衣言等人坚决不同意。拒绝在问供和奏结上“书诺”（签字）。曾国藩一脸庄重，将张之万与郑敦谨所担心之事一一举出，又道：“这样做也是为马制军洗刷清誉。难道非要查出是堂堂一品大员，诱奸下属老婆，终于恶有恶报，被本夫杀死么？这个说法，只能让马家家属更加悲愤，马氏的亲朋故旧无法接受，让朝廷担上用人失当的名声，让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此前我朝苦心营造的上下无猜、和衷共济的局面，岂不又有变数？”
袁保庆义正辞言道：“我相信马制军的为人，决不至于做下如此之事。二位大人精心炮制的口供，漏洞百出。恐怕也过不了朝廷这一关。还望曾大人召齐会审诸官，重新审理，查明真相。”
曾国藩暗叹袁保庆之迂：若真查明真相，你袁保庆恐怕是最后悔的一个。知道和他们争也无用，当下无话。第二天，只将魁玉、梅启照还有新上任不久的江宁知府蒯德模等人召来阅供具名，在奏结中根本不提孙衣言、袁保庆参加会审一事，自然也就不需要他们书诺具名了。
第十二章
曾国藩和郑敦谨在上奏的同时，把供招抄录分送军机处、刑部存案。郑、曾这一手很厉害，首先存案，造成既定事实。意思很明白，这就是最后定谳，已经入档了，再审也不过如此，绝不能翻案。郑、曾还在会衔复奏时，特别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但又说“该犯供词，尚属可信。”前边意思是没有其他情况了，后面又说此供词只是可信，并不一定就是事实。这一模棱两可前后矛盾的措词竟被慈禧通过了。其实他们上夹片的意思就是请慈禧、慈安、同治帝及军机处多多担待，不要再生枝节。由于郑敦谨之前上的密折，以及慈禧通过其他渠道对案情的了解，慈禧明白此案只能是一个糊涂案，深究无益，反而会给朝廷带来麻烦，因此她也不得不最终接受这一事实。当年三月二十六日，谕旨下达，以“漏网发逆，复通海盗，挟嫌泄愤，刺杀总督大员”定谳，肯定了郑、曾的奏结。直到朝廷批复下达，会审官孙衣言、袁保庆仍抗旨拒不画押。但此时这个案子已经彻底将他们排斥在外了。
说到慈禧定案，其中还有一个插曲。本来同治帝是依了两宫皇太后的意思，对刑部的申报作了批示。但皇后阿鲁特氏听说了此案，因为这个案子甚奇，十分关心。看了刑部的申报和郑、曾二人的折子以及张问祥的供词后，觉的疑点重重，对同治分析道：“表面上此案为张文祥新仇旧恨积聚成仇。但细细分析，任何一点都不能成立。首先，张文祥因为一品大员不帮他找回老婆就起谋害之心，这实在是无法理解；马新贻查禁押当，是地方政策，并非针对其一人，利益受损的也不止张文祥一人，他不过一介草民，失去财产并不多，况大丈夫何处不可安身，难道真是被逼的走投无路了，要与马新贻同归于尽？此理也讲不通；折子上说张文祥开押店，勉强过活，那就说明他虽受程速台资助，但所受有限，这也不值得他去冒这么大的风险，为程速台卖命。张文祥仇恨三年不改其志，必欲杀马新贻而后快。即使将这三条理由都加起来，也无法让一个常人积聚起如此大的仇恨。我看马新贻因小节而背义，遭至杀身之祸的事，倒可能是真的。如今国家内忧未平，外患日甚，朝中官员都应当至力于治理国事，为国出力，岂能象马新贻那样腐败贪欢。我看要严肃官纪，依事实断案。张文祥杀马新贻，本应算杀害‘不拒捕奸夫’，依‘擅杀律’，判个缓期执行的绞刑即可。”
同治帝也觉得慈禧太后建议不当，而皇后阿鲁特氏的说法更有道理。他接受了皇后的见解，依着她的话批下奏章。慈禧太后知道后，气得大骂同治帝是昏君，不听她的话却听信皇后的一派胡言。逼同治重新改过批文。从此，西太后也更加嫉恨阿鲁特皇后，为以后逼死同治皇后埋下伏笔。
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初四，曾国藩奉旨监刑，将张文祥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据说用的是“鱼鳞剐”，一片片细割。张文祥的儿子也一并被杀。张文祥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对此毫不在意。但让他吃惊的是，事实并没有象曾国藩答应他的那样，让他在清史上留下一个侠义的名声。“因妻为人诱逃，呈控未准审理，心怀忿恨，又勾结海盗乃乘闲刺杀总督大员。着将该犯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不知张文祥临死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