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30章

谋而合。但究竟到哪个国家发债呢？荣毅仁的思绪飘向海外。
发债风波
经过缜密的思考和对比，中信公司将融资目标定为日本。很大程度上，这与当时日本的宽松政策和开放姿态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大公司纷纷崛起。20世纪80年代初，汽车、电子产品在对外贸易中已为日本赚取了大量外汇，如何利用这笔资金成为日本政府当务之急。
同时，日元不断升值，可以兑换更多的美元，刺激了消费热情。那时常见之景是，日本人挥舞着支票到美国四处置业，豪气冲天的日本公司正对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洛克菲勒中心产生兴趣，似乎要将美国变为“第四十一个县”。接下来的几年，他们果然把这些代表美国文化的事物统统收入囊中。
经济狂欢中，日本券商酝酿着更大的手笔。日本券商推出无担保的武士债券，期限3~10年，利率低于10％，在当时已是极大的优惠，它们积极邀请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亚洲各国政府及企业在日本融资。因此，1978年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立即吸引了日本各大券商和投资银行的兴趣。
1980年春，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的大和证券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家访华的外国证券公司。大和证券社长菊一岩夫亲自带队，在北京进行为期3天的考察，他每天都到崇文门饭店与荣毅仁会面，谈论“公募”、“私募”等话题。显然，菊一岩夫将刚成立不久的中信公司视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访问结束之前，荣毅仁和菊一岩夫代表各自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共同促进日本在华投资，加强信息及人员交流，大和证券同意协助中信利用海外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不过中信公司并未向大和证券申请发债，而是在1981年3月，在菊一岩夫访华一周年后向野村证券提出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的意向书。野村证券在日本市场的认购能力和销售能力出类拔萃，相比其他券商，野村证券还有一个无法比拟优势，即对大藏省大藏省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直到2000年期间存在的中央政府财政机关，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在20世纪90年代，大藏省暴露诸多丑闻，2001年被分解为财务省和金融厅。有很大的发言权。
荣毅仁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正常的经济举措居然在国内引发剧烈争议和质疑，阻力巨大。
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一直是中国最大债主。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勒紧裤腰带还债，最终成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此后，国民经济在计划体制下统筹安排，无借债之必要，这种“自给自足”的模式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现如今当然无法接受中信的“越矩”行为。
反对者提出许多堂而皇之的理由。譬如，“出口国已经提供了那么多出口信贷了，根本无需发债”；“私募债的利息高，风险极大”；“不应染指资本主义做法”，诸如此类。更有甚者，直接向上级打报告，义正词严地问道：“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怎么可以向日本的资本家借钱？”
荣毅仁极力解释，他搬出公司章程，指明发债融资在国务院允许的业务范围内，但无济于事。无奈之下，荣毅仁记起邓小平曾说过遇到问题找副总理谷牧，于是敲响了谷家的大门。
见到谷牧，荣毅仁直抒胸臆：“有些人就是不懂得融资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中信此次发债的消息一传出，国际上反响很大，请放心，这事不会出问题，出了问题我负责。”不久一位领导人到仪征化纤工地考察，表态说：“外国人18％、20％利率的外资都敢用，我们连7％、8％利率的都不敢用。”
最终，国务院审批通过中信在日本发债融资方案，并对仪征化纤实行有限的免税政策。作为对化纤工业的扶持，国务院决定在集资贷款本息还清之前，对仪征化纤实行免税政策。
资本回来了
好事多磨，一波三折。中信发债方案刚刚排除国内阻力，又遭遇日本大藏省的发难。
说来话长，1980年7月，在建宝钢一期工程的地下钢桩发生位移。一时间，传言四起，人们开始担心这座投资巨大的工厂将整体滑落到长江中。年底，高层发话，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
宝钢项目暂停，在外商中间引发惶恐。设备供应商纷纷将机械运抵上海，以期不受项目停歇之累，获得货款。作为最大供应方——日方为宝钢提供价值数千亿日元的成套设备，因项目停缓合同暂缓执行，面临巨大风险。
“宝钢事件”后，日本大藏省加大了对中方信用考核力度。因此；当中信公司的发债申请提交上去的时候，大藏省提出中国政府需要为中信提供担保的要求，而中方拒绝此事。双方几经交涉，中信以国务院直属机构的身份重新赢得日方信任，最终大藏省放行，批准中信公司在日本无担保发债。
时间到了1982年，元旦过后半月，荣毅仁收到野村证券社长田渊节也发来的电报：关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拟在日本发行日元私募债券的期限及条件已由有关方面达成协议。随后，野村证券作为主承销商，东京银行为代理行，向30家金融机构定向发行100亿日元中信债券，为期12年，年利率8。7％。
按照以往惯例，首次发债的公司通常面临信用不足的尴尬，需要相应机构作担保。但是这次情况特殊，在日本人看来，中信公司背后有中国政府的强力支持，尽管首次发债，却不必为信用度担忧。相反，中信所投的项目潜力巨大，前景可观，因此，债券很快被抢购一空。
中信将100亿日元中的80％投入仪征化纤另外20％的日元被用于引进日产轿车。中信先与北汽公司组建中北汽车公司，租赁2000辆轿车，随后以相同模式投资18个省市的出租汽车公司，组成联合汽车公司，从日本引进1万辆汽车。，纺织工业部另筹2亿元人民币，与中信重组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中信占股30％，纺织工业部占股70％，中信业务部副经理潘廉志兼任仪征化纤副总经理。
1982年，在停建一年之久后，仪征化纤的工地又热闹起来。
为了弥补浪费的时间，项目组将盛行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移植过来，把总体工程分解为若干单项环节，通过包干等多种方式授权施工单位，按照合同期限，提前奖励，拖延罚款，这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仅用三年时间，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即建成投产，二期工程随即展开。
建设过程中，为实现资金利用最大化，采取“先治坡，后置窝”的策略，按照紧要程度排列建设次序，非生产性建筑被安排到最后施工，非生产性开支被压缩到最低限度。领导人前来视察，甚至都没有一台像样的相机，只能从别处借来一台二手海鸥120相机拍照留影。
资本压力促使效率最大化，同期开建的几大化纤企业，只有仪征化纤在原材料、设备涨价的情况下不超预算，建设周期最短。投产之后，仪征化纤每日创造产值110万人民币，到1988年时已实现利税1106亿元。从1982年算起，短短6年时间，创造的效益足够再建一家仪征化纤。
回头去看，在计划经济时期，投资、建设、生产、收益各行其是、各不相干，以致责任意识缺失，工程一拖再拖，资金越投越多。即便建成投产，产出却很有限，导致许多半拉子工程和效率低下。
而中信公司别开生面，以外债方式撬动项目，并施以切身压力，效率与效益齐长，最终实现共赢。而这种发展方式又被树立为“仪征模式”，被推而广之，广泛学习。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仪征模式”开创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引进外资的先河，为债券发行制度探明了方向。
一位新华社记者在报道中这样总结：“仪征模式是集借钱者、用钱者和效益享有者的利益于建设单位一身，让建设单位自负盈亏，用借来的钱增值，再用增值的钱去还债和进一步发展生产。”
而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荣毅仁用浓重的苏南方言说了一句话：“资本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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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公司归国务院直属，对外代表国家形象，随着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崇文门饭店显然不是久留之地，有必要建立公司总部。
实际上，荣毅仁一直在为中信公司寻找安身之处，遍寻北京大街小巷，竟然找不到一处像样的办公场所。北京曾在20世纪50年代集中兴建了大批办公楼，供政府机关使用，此后20多年间建设力度放缓。除了民居、学校、医院和政府机关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