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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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戴维·哈琅得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我们怀疑他得的是退伍军人病。虽然我们从来未能确证这一点。用红霉素处治之后，他开始康复。无事可做，他躺在床上极力思索，想要找到解开整个调查过程中困惑他的疑团。忽然他的灵感来了，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我找到了！”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周围没有人。这对他更好；在他有机会证实他的预感之前，他不想说任何话。一俟他感觉痊愈，他穿上衣服跑到设备间。他找到那台停用的等待进行日常维修的加热点。他向筒里凝视，看到底部稠厚，呈鳞片状的湿源液的沉积物。他舀出一些沉积物，放进一个无菌瓶里，然后带到马尔科姆那里。
戴维的灵感立刻被证明是对的。那沉积物产生令人惊讶的退伍军病病菌一一它一直呆在医院的热水系统里。戴维断定这种病菌必然在热水器的底部繁殖——归根结蒂，退伍军人病病菌是一种生活在水中的微生物一一而且因为它生长在圆筒的深部，那里的水温总不够高到足以杀灭它。只是当戴维回忆起他打开那台停用的热水器的同一大夜里发生了两起新的退伍军人病病例时，我们才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当戴维把水箱底部的脏物搅起来时，他无意中使退伍军人病病菌进入了热水系统，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位受感染的病人在当天晚上洗了淋浴。他无法知道他是用高滴定量退伍军人病病菌的水淋浴的。
我们进行了几次实验，设法防止再发生这种情况。可否将热水器消毒以全部杀灭其中可能会有的微生物？我们决定对一个圆筒进行试验，将水温提高到沸点，然后再看结果。在加热水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测量圆筒外壁表面温度。当测温仪表向华氏212“攀升时，我不得不竭力克服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感。这些圆筒设计的耐高温度没有这么高。我害怕戴维要被炸死。他带着温度探测器在水箱底下匍匐爬行，想要弄清究竟可以热到什么程度，温度计的指针继续上升，而我认定所有设备都要瀑裂并将他浸透于热水之中。我屏住呼吸，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活下来了。可是圆筒里的阴险的微生物却没能生存。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最后依靠来自泰晤士水利管理局（Times　Water　Authority）的一位名叫珍妮·科尔伯恩（Jenny　Colborne）的科学家。她有一个漂亮的仪器用来测试水管材料资助细菌增殖的能力。在把退伍军人病病菌放进她的仪器之前，一切听来都有点枯燥无味。病菌在橡皮垫圈和堵缝之类的水管材料上生长得好极了。她发现当一个水龙头或喷淋头有一段时间没有用过，再启用时，首先流出的水中充满了退伍军人病病菌。至此我们对人们是如何感染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那是通过饮用水感染的。为防止新的感染，我们制订了一系列指标，要求将冷水氯化并将热水加热使微生物无法生长。
我对退伍军人病病菌的流行病学方面的经验，成为我于1981年在伦敦大学发表的博士论文的基础。此时，我也获得了皇家病理学院病毒学研究员资格——大约相当于持有美国部委证书的资格，我的生活开始转变。但我对转变的令人激动的程度一无所知。
同一年，即1981年，我到波登·当去见戴维·辛普森，向他求职。他十分乐意帮助，但他必须获得必要的经费。于是，我们共同向惠尔康信托基金会（We1c0me　Trust）申请研究员职位，使我成为一名专职的病毒学家。这个职位也使我第一次能到国外工作。我被邀请去泰国进行狂犬病研究工作，时间为三个月。由戴维和玛丽·沃瑞尔（MaryWarrell）领导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在曼谷的玛希多尔大学（Mahidol　University）设立一个研究项目。玛丽是狂犬病病毒学专家。她去曼谷之前曾和我同在牛津工作，后来我转到圣乔治（St。George）工作。因此我们两人相知甚捻，沃瑞尔夫妇想弄清是否可用免疫系统产生的一种抵抗病毒的天然保护蛋白质即干扰素来医治狂犬病。得了狂犬病的人无能幸免于死的。但是戴维设想，如有合适的诊疗方面的支持，再加上抗病毒药剂，也许能够存活。
使这项工作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必须同狂犬病患者打交道。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是一个后期狂犬病患者。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的恐怖的目光。他完全知道在他身上出现的病症。让他保持镇静是主要问题。护士们要不断地去滋润他的干枯、皱裂的嘴唇。即使在他失去知觉时，用水湿润他的嘴唇也会引起可怕的痉挛。我想他可能会蹿出窗外。这种疾病使他对任何一种轻微的触摸都作出过敏反应。我们对他的病毫无办法。干扰素治疗法失败了。他死了。我遇到的第一例真正的病毒。
玛丽建立了一所病毒学实验室，我们在那里从我们的病人的脑活组织中分离出狂犬病病毒，然后使它们在老鼠身上生长。我处理老鼠是没问题的，但对蛇确实有点问题；实际上，我从病理学的角度考虑，害怕它们。对我来说不幸的是，戴维被有关蛇噬的问题强烈地吸引住了，他研究蛇毒。实验室只有两间动物室——一间放戴维收集的蛇，另一间放兔子。
戴维声称蛇不会得狂犬病，而兔子会的。因此我们将感染了狂犬病的老鼠同蛇放在同一室内。由于我必须用鼠作实验，所以我每天必须两次走过蛇所在的地方。戴维有几条十分令人讨厌的蛇。我每天早晨总要面对恐慌，因为我必须进入作为动物室的那间屋顶上的茅屋。这些不是普通类型的毒蛇。其中有巨大的眼镜蛇，它们对我抱怀疑态度——跟我对它们的怀疑一样。一旦它们瞧见我，它们就会朝我发出噬嗤声并冲向前来。戴维向我保证它们跑不出来。戴维对我对这些动物的厌恶感的唯一让步是允许我不参加每星期一次挤毒液的工作。我后来发现戴维的保护措施不像人们吹得那样完美；有一条蛇确实逃跑了。他们当时注意不让任何人告诉我。
放下蛇和狂犬病的研究工作，我调回英格兰从事另一种病毒的研究。那是极为有趣的病毒研究之一，它的情况鲜为人知。这种病毒名叫埃波拉。我对它的兴趣主要在于要弄明白这种病毒是怎样对人体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影响的。1983年春天，当我真要投入研究埃波拉时，另外一次对我一生有久远影响的机遇出现了。珍妮·科尔伯恩和我接到邀请一一连同来回旅程机票——去参加“疾病控制中心”召开的第一次退伍军人病会议。金斯敦医院爆发的退伍军人病病菌，因为我们关于管道系统的工作，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作为对这项工作最熟悉的两名研究人员，我们被要求报告我们的发现。
我离开前的两个月时，戴维写信给他认为我到美国后应该会见的两个人。一个是卡尔·约翰逊，他当时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工作。另一个人是“疾病控制中心”的特殊病源体分部的领导。他的名字叫乔·麦克科密克（Joe　McCormick）即约瑟夫·麦克科密克（Joseph　B。LicCormick）。
当我从曼谷回到英格兰开始从事埃波拉研究时，我知道我有许多东西要学习。我从未在第4级病毒情况下工作过。由于处理病毒的危险性，我不能让任何人帮我。我知道必须自己掌握所需的技巧。我对病毒活动方式感兴趣，因此需要能够提出着眼于病毒感染的病理生理学的检验报告。病理生理学是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疾病的。极有兴趣的一个方面是病毒对毛细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