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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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日。西历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城是一个阴天，平山周一夜没睡好，索性早点起来，五点钟他就叫醒了他们，穿好去外城。他们走进客厅，准备从容厅走出去，在客厅里，看到梁启超，一看那样子，就知道是一夜没睡。梁启超从怀里拿出三张写好的信，一个信封，交给平山周。
“我不能亲自劝他来，只好再写一封信，尽我最后的努力。信里面反复说明昨天他以赵氏孤儿的例子，来做他不走的理由，是很难成立的，麻烦你们看一下，转给他。谭嗣同是湖南人，湖南人外号是驴，有股驴脾气，很难听人劝，同湖南人办事，你最好提出资料、理由、暗示，让他自己想通，他自己想通了，他就认为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你劝的结果，这样他的驴脾气，才不会弄糟事情。”平山周接过了信，和三个人一起看了，放回信封。平山周说：“梁先生写得真好，我们一定尽最大的说服工作、去劝他来。”“劝不来，也把他绑架绑来。”粗线条的桃太郎插口说。
大家都笑了，严肃的空气稍微缓和了一下。
四个人到浏阳会馆的时候，正值谭嗣同在。谭嗣同首先为他没回话表示了歉意。他看了梁启超的信，然后当众人的面把它烧了。
“我不想从这封信上留下蛛丝马迹，让他们推测到梁先生在日本公使馆。”谭嗣同解释说，“请代我向梁先生致意，我很忙，不回他信了。我是不走的。谢谢梁先生的好意、也谢谢你们的好意。”“谭大人，”平山周说，“梁先生交代我们，务必请谭大人不做无谓的牺牲。梁先生甚至说，如蒙谭大人谅解，不妨勉强谭大人一下。”谭嗣同笑起来，“怎么勉强法？我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可能你们误会了。”“所谓勉强，”桃太郎插了嘴，“就是我们四个人拥着谭大人一起走。”谭嗣同笑着，“我所以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因为梁先生深深知道我谭嗣同的武功、我的中国功夫。他知道如果我不肯，你们四位日本人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并且，开句玩笑，你们想在中国搞绑架，这太像帝国主义了，把人绑到公使馆？你太不守国际公法！”“对清政府守什么国际公法？他们还不是在伦敦绑架孙文？”可儿长说。
“结果不是闹了大笑话？这种人，你们可丢不起。并且他们是中国人绑架中国人，你们是日本人绑架中国人，这怎么行？”“噢，我们是日本人！我忘了我们是日本人了。”可儿长摸着脑袋。
“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在中国，你忘了你是日本人，可太危险了。”谭嗣同笑着。
“危险什么？”“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你忘了你是日本人，日本人也就忘了你。那时候日本人认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仍旧认为你是日本人，那时候你又是什么？”平山周猛转过头来，望了可儿长一下，一阵狐疑从他眼神里冒了出来。平山周转过头来，对着谭嗣同：“那时候又是什么？是在中国的帮助中国在困难时争取独立自由的日本志士。日本人不会否定我，中国人也不会。”“不会吗？你太乐观了吧？”谭嗣同冷笑了，“你说这话，证明你太不清楚日本和中国来往的历史了。历史上，在中国困难的时候，你们日本从来没有帮助过它。宋朝的末年、明朝的末年，都是最有名的例子，不但不帮忙，甚至做得不近人情，中国人朱舜水到日本来请求帮助，他在日本受到水户侯的尊礼，帮助日本改进政治经济教育，等于是国师，可是他孙子后来从中国去看他，日本竟不许他们祖孙会面。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他是中日混血，但在他困难的时候，日本都不帮忙。另一方面，反倒是中国帮日本忙。宋朝未年，日本人靠中国人李竹隐和中国和尚祖元的帮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从国与国的立场来说，日本人实在欠中国的、日本实在缺乏帮中国忙的传统。所以，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就根本不简单，所以，我劝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照你这么说，我们跑到中国来干什么？这么大早跑到浏阳会馆来干什么？”“干什么？来帮助中国人呀！”谭嗣同笑着。
“不是说没有帮中国忙的传统吗？”“是啊，你们帮的是中国人，但不是中国。帮中国人当然也是一小部分中国人，不是全部支那人。”“这是什么道义？通吗？”“有什么不通？国与国之间是没有什么道义可讲的，国与国之间讲道义，根本是白痴。但人与人之间却不同。日本人并非不讲道义，但只在人与人之间，你们到中国来，至多是站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帮助中国个人。”“未必吧？”平山周不以为然。
“如果这个帮助跟国与国冲突呢？”谭嗣同再问。
“目前并不冲突。”平山周答。
“如果冲突呢？”“当然牺牲个人。”“如果那种牺牲有损于道义呢？如果错的是日本呢？”“就让它有损于道义。但论国界，不论是非。”“你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你个人的道义。”“是。”“那么任何人跟你交朋友，在国家利益面前，都会被你出卖？”谭嗣同逼问。
“是。但你用的"出卖"字眼可不大好。”平山周噘着嘴。
“不好？你现在跑到中国来交朋友，是不是就准备有一天将他出卖？”“我并不是为了出卖他而同他交朋友，我的确是来帮助他，我只是不能保证将来而已。”“那人跟你交上了朋友，就交上了一个潜在的敌人？”“看事情不必这么悲观呵！我们到中国来，不是来交敌人的、也不是来看正阳门的，我们是来做对日本有利的事的。”“如果这件事对日本不利，你做吗？”“当然不做。”“现在你们做的是什么？”“现在做的，对中国对日本都有利。”“我认为相反也应该成立——对日本有利的，对中国也有利。”可儿长插进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我们不是在这种认识下，才跑到北京，起这么早嘛！”平山周说。
“那就好了！听你刚才讲话，你好像不单纯，很有黑龙会的口气。”谭嗣同说。
“你看我像吗？”“那也很难说。黑龙会的人，很多都看起来好好先生，抱个猫在怀里，很慈祥，跟他们交朋友，他们忠肝义胆。但一碰到中国问题，他们就凶狠毒辣，立刻就出来另一种标准，一点也不尊重中国的地位。”谭嗣同笑着，话锋一转，“不过，今天我们虽然发生了怀疑和辩论，我仍愿告诉你们我内心的感觉，我是感谢你们的。并且，就个人的侠义观点说，我相信你们个人的侠义举动。好了，今天我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料理。各位啊，想想你们日本月照和西乡的故事，在一个矛盾局面降临的时候，总要有死去的人和不死的人。告诉梁先生，月照与西乡两位，我和他各自效法一人。顺便想想你们日本的维新志士吧，维新的第一功臣，是西乡吗？是木户吗？是大久保吗？是伊藤吗？是大隈吗？是井上吗？是后藤吗？是板垣吗？我看都不是，真正的功臣乃是吉田松阴。吉田松阴一辈子没有一件成功的大业可言，他要逃到国外，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