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第7章

炒蛋，小盘是酱瓜。和尚请康有为人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入坐在这种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种坐法。饭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烫的红漆桌，简单而干净。正面墙上挂着一幅横幅，上面写着：
西汉有臣龚胜卒，　闭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饥渴，　求死不死更无术。
精神时与天往来，　不知饮食为何物。
若非功行积未成，　便是业债偿未毕…
是谢枋得的绝命诗。把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遗诗，这样挂在食堂里，倒是一种含意深远的对比。
和尚等康有为看完墙上的横幅后，请康有为用饭：“刚才有言在先，不为康先生特别准备，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请用饭吧。在世俗标准，绝不好意思拿这样菲薄的菜请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觉得失礼。”“法师是真人。”三个人就吃起来。和尚没吃以前，把蛋分做双份，说：“蛋由康先生和普净合吃，我不吃蛋。刚才康先生看的横幅，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康先生是行家，这字写得怎么样？”康有为看都没再看一眼，随便答道：“字是写得不错，写了一手好赵字，只可惜用赵孟畹淖痔澹葱昏实玫木疵馓幌喑屏恕！薄罢狻乙皇毕氩黄鹄次裁矗俊薄八鞘峭焙虻娜四模≌悦项投降了元朝，谢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谢枋得死而有知，发现他的绝命诗竟是赵体字，不是太可笑了吗？”“啊！康先生说得是。我们浅学，都看不出来，真荒唐、真荒唐。”康有为笑着，有一点自得的神色。和尚问：“为什么一百年前这位和尚写了这手赵体字呢？这有什么道理吗？”“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时候，乾隆皇帝喜欢赵体字啊！所以流行赵体。再往前，乾隆的祖父父亲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欢董其昌，所以当时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这是中国的特色。这也说明了，中国的许多事情，要办，都得从上面来。”“像乾隆皇帝喜欢赵孟畹淖郑不兑酝猓蟾乓灿姓巫饔冒桑俊薄罢巫饔檬呛苊飨缘摹Ｔ敲晒湃耍诤喝搜劾锸呛恕Ｕ悦纤巢坏呛喝耍沂撬纬幕首澹持沃泄姓饷匆桓鋈死磁醭。比皇呛芎玫暮耪佟Ｇ』实凼锹奕耍诤喝搜劾镆彩呛耍比灰不嵩谜悦项，何况他真的喜欢赵孟畹淖帜亍！薄澳敲凑悦项是汉奸了？”“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好。并且，忠好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好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分法俐落，固然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但是一旦分错了，就对不起人了。试看《宋史》"奸臣"传中被效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由此可见，忠奸问题，并不像书上和民间传说上所说那么简单。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还属容易翻案的。像冯道，就复杂得多了。冯道在五代乱世里，他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好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时候，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贤者伊尹在商汤、夏粱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例如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词、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干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好，通吗？公道吗？”“用这种标准，谢枋得死得不是没有意义了？”和尚问。
“谢枋得死的意义有他更高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他信仰而死，这就是意义。至于他信仰的对不对，或值不值得为之一死，那是另一个问题。那种问题，往往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锗。例如谢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负孤儿寡妇之手，谢访得岂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开国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说是奸臣。这么说来，忠臣谢枋得，竟是为奸臣所篡夺到的政权而死，这样深究起来，不是死得太没意义了吗？”“谢枋得自己知道吗？”“我认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为什么？”“因为宋朝已经经过了十八代皇帝，经过了三百二十年的岁月，谢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国十年以后才去死，他对三百三十年的旧账，要算也没法算。”“没法算就算了？”“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没想算。”“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了习惯。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经足以使任何人把这个政权视为当然，时间可以化非法为合法，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时间不够，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五易国、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马换将如此，国家属于谁家的都不确定，又何来忠臣可言？事实上也没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统治朝代，都很短促，时间不够，谁要来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时间够。时间够了，就行。”“你可以把狗关在屋里，但要它对你摇尾巴，时间不够，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头。康有为却说：“小师父的比喻，完全正确。人间的事，如果用低一点的标准去看，的确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实和狗一样，甚至还不如狗。”“刚才康先生说"忠臣是时问造出来的"，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和尚问。
“时间多少是无法硬定的，不过，有在同一时间里就出现"谁都是忠"的肯定现象。忠奸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老问题。但是，真正会读古书的人，必然发现：中国传统中"忠"的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对的忠"与"绝对的忠"。伟大的晏子，在齐庄公被杀时候，不肯死难。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说："君为社稷死，（我）则死之；为社稷亡，（我）则亡之。若（君）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齐庄公既然是因为偷别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杀，显然不是"为社稷死"、"为社稷亡"，对这种无道之君，国之大臣，是不会为他死难的，但他的"私昵"，却可以为他死难。所谓"私昵"，不是别的，就是统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国"忠"的观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没有"忠"这个字，"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但那时候的"忠"，是"委质为臣"式的"忠，"、"质"是雉、是野鸡，野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的象征，"委质"就是表示对个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义是俘虏或奴隶，"委质为臣"就是"私昵"者对主子的效忠。这种"忠"，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忠"。相对的，晏子所主张的"忠"却是有条件的、是以统治者"忠于民"做相对条件的、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