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部金融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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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农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定想逃亡；西欧农奴不比我笨，他们经常把逃亡的想法付诸于实践。
初期逃亡的农奴并非终日耕作的农夫，而是一批手艺人。虽然大家都靠双手吃饭，但手艺人可以离开土地，农奴不能。
手艺人逃亡的地方不是世外桃源，而是一些便于获得原料、能找到固定买主的地方。那里同样也是国王、大诸侯、大寺院的领地。随着逃亡人数增多，地摊成为西欧第一批城镇，城堡身侧诞生了至今惊艳世人的城市：科隆、美因兹、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纽伦堡、埃尔福特……
不要高估这些城镇的建设水平，所谓城镇其实在表象上和乡村并没有太多差别，居民有自己的菜园、田地、牧场，可耕种的土地散落于居民房舍之间。手艺人仍旧以农业生产为主，农忙时节要全天候耕种。
落后的表象之下，这些逃亡者聚居地已经和领主城堡完全不同了。这里，诞生的是劳动分工……，只有精细的分工，才能产生更高生产力，才能让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发展。
从此，劳动者不必固定于土地。
当人们离开土地也可以生存，劳动者不再对土地有依附关系，人类便不再是土地的附属。社会链条就会从领主权责变为货币，商品经济也就取代自然经济。
这是通向现代文明的必经之路。
对领主而言，农奴逃亡自然不是好事，他们随时准备抓捕逃亡的农奴。但是，领主并不是铁板一块：城镇所在地一般不是丰腴土地，转包给城镇也没什么坏处；市民又是其他领主的农奴，别人的农奴变成自己的居民，总不是件坏事。
城镇自身则乐于接纳一切人，包括逃亡农奴和自由人，而且为之提供保护。很多城镇有这样的成规：领主不得在城镇之内抓捕农奴。因为，只有人口扩张才能有更精细的分工，才能抵抗领主的骚扰。
至于国王，他巴不得城镇给领主挑事，反正领主不怎么听话。英国国王亨利宣布：任何人在城镇生活一年零一天之后，自动与领主脱离关系；法王菲利普二世更绝，直接向城市颁发特许状，免除市民对领主的义务，宣称国王是城镇的保护者（王室直属领地之外），甚至授予市民贵族身份和爵位。
当然，如果领主进攻城镇，城镇还是要自力更生，国王多半会在道义上给予支持。
开始的时候，城镇势力相对弱小，大家凑钱收买所在地领主，换来暂时的和平。随着城镇财富集聚，领主开始垂涎，领主经常无任何理由收回特许状。毕竟面对利益，什么特许状都可以反悔。
真正的谈判，需要双方实力对等：实力相当，金钱就是力量，实力悬殊，力量才是金钱，关键时刻还是要比谁的刀把子硬。
最初，城镇只有民兵（步兵），领主带来的是小领主——骑士，为了自己的利益，骑士往往放下风度，与步兵对砍，结果自然是城镇战败。
城镇毕竟是赚钱的职业选手，做生意赚钱的本事那是比领主大多了。领主，几百年如一日，没啥进步。
随着城镇发展，金钱实力越来越雄厚。
打仗需要钱，尤其是骑兵。一般来说，西欧骑兵要有甲胄、两匹战马（一匹作战用，一匹驮甲胄、仆人），顺便带几个步兵和仆人，帮助骑兵穿甲胄，还得自备粮草。
城镇没有骑士，但钱能买来雇佣兵，雇佣兵只认识钱。
以小领主为主的骑士年龄一般都在30岁以上，已经超出了最佳作战年限，在雇佣兵面前，骑士再也没有任何优势，对抗中逐渐败北。
一手是钱带来的雇佣兵，一手是谈判后的税金：城镇逐步搞定了领主。
不过，从中国史的角度看，这些西欧历史上大书特书的城镇战争最多属于乡民械斗。不但参战人数太少、武器装备稀松，战略战术更是不值一提，跟诸葛丞相、吴用军师毫无可比性。
最重要的是，契约为王的时候，双方从来就没想将对方置于死地：领主要求城镇顺从，城镇则希望摆脱领主管理，说到底双方都是为钱而战。即使俘虏对方首领，也不会将之斩首示众，向对方勒索赎金比较实惠。
无数次乡民械斗之后了，终于形成了一种博弈的格局：城镇更类似于股份制公司，领主只能以土地入股，按税收分红，不具备管理权，管理权在股东（市民）选出的总经理（执政官）手中。股东有权力撤资（离开），为了税收领主不得不谨守对市民的承诺。城镇以整体的名义对抗领主，缴纳赋税后领主不能再骚扰城镇。
谁是封建领主的掘墓人
农奴一旦转换为农场主的农业工人，基本上也就摆脱了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商品经济条件下，商人资本和工人阶层出现，也就为封建领主制掘好了坟墓。
十一世纪后期，整个西欧城镇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个时代被称呼为“商业革命”。
直到此时，这些城镇与罗马时期的城市比，仍旧是破烂。
领主放弃的土地还是种不出粮食来，城镇居民始终靠手工业为生，也就是在路口、码头多了几个建筑、几条街道。不过，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此时的破烂却远比罗马气势恢宏的建筑珍贵。
两者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是，这些集市、城镇产生于经济自然演进，不具备封建职能。城堡靠领地过日子，领主的消费远大于生产，城镇则恰恰相反。
城镇中的人，是一群逃亡的农奴、流浪汉和失意中的小贵族后裔；城镇中的人，也要生存，而且想生存得更好。但是，他们没有土地，必然选择一种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这就是经济演进中最关键的因素——创新。
尽管此时他们创新的只是交换方式，还没有技术上的创新，但是，在遥远的中世纪，这就是当时人类最大的进步。
城镇兴起之前，土地是西欧财富的最佳贮藏手段，社会生活围绕着控制土地的领主阶层，普通人基本没有舞台。西欧只有农奴、贵族、骑士、教士这几个阶层。
城镇居民不属于以上任何一个阶层，他们是自由人，追求比较赤裸裸：钱。
商品、货币支撑城市新型贵族，封建制度的基础终于被动摇了。包括领主在内的人们开始注重现实和尘世享乐，否定货币与罪恶的观念。
城镇居民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市民。
市民，作为一个阶层，诞生了。
小时候，我在农村长大，对城里人天然的优越感无比羡慕，总是盼望自己生活的小县城变成大都市。
现在，我知道，不能靠体制定义市民，市民的内涵远比一份城市户籍广袤。
市民之所以为“市”民，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市场交易模式下，“财产主权”成为个人存活的基础，人成为个体，不再有依附关系。
人们逐步发现了新的生活乐趣：观察、描述、思考和研究逐步成了风气，开始向往富裕优雅的生活。
市民的一切，都要钱！
问题是，如何才能获得财富？
答：自由。
每一个人，只有能自由发挥自身能力才能真正获得财富，当然，你非要说你的能力就是不劳而获，我只能无话可说。
“市民最不可少的需要就是自由，没有自由，那就是说没有行动、营业和销售货物的权利，这是奴隶不能享有的权利”
人类文明演进中，文明愈发达，交换就越频繁，货币是大规模交换的必要手段，也是承载人类文明的方舟。
货币，已经在战乱中的欧洲沉睡了300多年，终于浴火重生。
始料未及的是，货币重生，最先遭殃的是领主。
手艺人的想法是：我贸易，我赚钱；我做工，我赚钱。
领主的想法是：你耕田来、你织布；你挑水来、你浇园。
以前城镇弱小，领主那是想抢就抢，想灭就灭；现在城镇兴盛了，领主想抢抢不来，想打打不过。
结果，只能去跟城镇做交易。
大量西欧史籍都记载了当时这样一个离谱的交易，一名骑士跑到城镇抓捕自己的农奴，见到农奴后，惊艳于农奴富裕优雅的生活（这个农奴的身价大概在2000英镑左右，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于是，将女儿嫁给了农奴。
把女儿交易给农奴的领主毕竟是少数，更多领主发现自己费力收来的土特产必须拉到城镇出售换钱，往往还得不到好价钱。
还不如让农奴直接交钱，这样比较省事。11世纪后期，西欧城堡的劳役地租改银子（货币）了。
银子与劳役，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劳役无法衡量，银子却有定数。农奴一旦转换为农场主的农业工人，基本上也就摆脱了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