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4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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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学术，大抵主张抑制徒有浮华而注重实际。凡是国家的典章制度、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类，他无不深究事物的始末，考证得失，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另外有肇域志一编，是在考证求索之余，将文字和地理图合在一起所写成的。他精通音韵学，著有音论三卷。谈古韵的，从明朝的陈第起，虽然从荒芜中开创了道路，但是还不够深邃严密。顾炎武便从经传中推索寻求，追溯事物的根本。在他的诗本音十卷一书中，主张陈第的诗没有协韵的说法，不和吴棫的本音说争论，他不采用吴棫的例子，但就诗经本书中的韵律相互考证，并用其他书做证明，说明古音原来就是这种读法，不是由于迁就而改变的，所以称为本音。又如易音三卷，就是根据周易以求古音，考证精确。又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都能上溯恢复夏、商、周三代以来的音韵，分门别类而知道它的演变。又著有金石文字记、求古录，和经书历史相互证明。而他的日知录三十卷，尤其是造诣精深的书，是积累了三十多年的心得所写成的。书中论及治理时能综合事物的名称和实际加以考核，对礼仪教化尤其小心谨慎。认为风俗衰败，廉耻的堤防就会崩溃，从没有礼仪这一点来权衡，常常要用古代的制度作为天下的楷模。顾炎武又因为杜预的左传集解中常常出现错处，便写成杜解补正三卷。顾炎武其他的著作有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亭林文集、亭林诗集等，对学术和社会风气都很有补益。清初号称学有根底的，以顾炎武为最著名，学者们称他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又广交贤良豪杰年老的人，虚心和他们商讨问题，对自己不满足宽容。写了广师篇说：“通晓有关天道人事方面的学问，根底牢固而不可动摇的，我不如王寅旭；读书为自己，探索深奥的道理洞察细微，我不如杨雪臣；独一精通三礼，特出的讲授经书的教师，我不如张稷若，超脱于世事之外，自得造化的奥秘，我不如傅青主；坚持到老努力学习，没有教师而自己有所成就，我不如李中孚；备尝辛苦困厄，和人世间的潮流一起沉浮，我不如路安卿；知识丰富记忆力强，饱学而有才能，我不如吴志伊；文章写得出众，为人忠心厚道，我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对朋友真诚，我不如王山史；精心于六书，信而好古，我不如张力臣。至于显达而在官位、可以称赞叙述的，也有不少，然而不是我一个平民百姓所能够议论的。”
康熙十七年，朝廷下诏顾炎武举博学鸿词，又修纂明史，大臣们争相举荐他，他誓死不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去世，享年七十岁。顾炎武没有儿子，吴江潘耒将他的遗书编列成序流行于世。宣统元年，顾炎武被送入文庙陪祀孔子。
经学大师汪中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7岁时丧父，家中贫穷不能到外面去读书。母亲邹氏，亲自教他四子书。汪中年纪稍大以后，帮助书商在市场上售书，因此读遍了经、史、百家，一看就能读出来，成了有学问而能融会贯通的人。二十岁时，被补为生员。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汪中由于才识优秀被选拔贡于京师，成为贡生，提学使者谢墉，每当贡生参加考试时另外设置一榜，把汪中的名字写在其他贡生的前面，曾经说：“我先于汪容甫的，是官爵而已，如果说学问，我应当尊他为老师。”谢墉对汪中竟如此尊崇。汪中因为母亲年老最终没有参加贡生的廷试。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侍郎朱珪主持江南的考试，对别人说：“我这次去江南主试，一定要把汪中选为第一名。”朱不知道汪中不参加考试。
汪中专意于经术之学，和高邮的王念孙、宝应的刘台拱是朋友，常常在一起讨论。他研究尚书，有尚书考异，研究仪礼，有仪礼校本、大戴礼记校本；研究春秋，有春秋述义；研究小学，有尔雅校本和小学说文求端。汪中曾经认为清朝研究古学的兴起，是从顾炎武开端的。河图、洛书假托名义进行诬陷，到胡渭时才有所减少。中国和西方的天文历算，到梅文鼎时而精深。努力专攻古文经籍中文字的，是阎若璩。专门研究汉代易经的，是惠栋。凡此种种都是千年以来没有流传而中断的学术，到戴震出现后才集大成。汪中本来要写六儒颂，没有写成。
第258章　清朝（12）（）　
汪中又曾经广泛考证先秦古籍和夏、商、周以前学校制度的兴废沿革，从中使人了解古人怎样学习的情形。虞、夏时的制度为第一，周礼中的制度为第二，周衰以后的列国为第三。孔子之门为第四，孔子七十二弟子以后的学者为第五。又排列通论、释经、旧闻、典籍、数典、世官六个目录。在开头题写道：“看周礼中的太史云云，当时做一件事就有一本记载，以后就按照记载来做事，再往后就是事情已经废止而记载依然存在。到宋代的儒士以后，连记载带事都不存在了。”又说：“有官府的法典图籍文献，有学士大夫的法典图籍文献，元老旧臣的传闻。做一件事有一本记录，流传到后世，奉它为旧时的法律，这便是官府的法典图籍文献。先王时的礼乐制度施政办事，遭到世代的衰败废弃而没有失去，是因为官吏能守护着文献，元老旧臣能叙述这些事情。好古的君子，怜悯它年月久远遭致消亡，而写在简册上，这就是学士大夫的法典图籍文献。”又说：“古代当学士的，是百官之长，是教导官吏们怎样做事，学士们诵读的只是诗书而已。其他的图籍文献，则都是由官府收藏而世世代代加以守护，民间是没有的。如果不是有关的官吏，其他官员也是没有士。所谓的土，也不是王侯公卿大夫的儿子，而是官职低微的士人，除此以外就是地方所办的乡学、官学而已。自从周朝所设大学辟雍的制度失传，太史的官职丧失了平日的操守，于是平民中出现了传授学业的老师，民间携带文具记录王事的士人多了起来。教学的官员，记录的职务，不在上面而在下面。到这种状况衰退以后，先秦时各个学派对各自的学说展开了争鸣，而先王的正道就荒废了。然而当诸侯失去了册籍，秦始皇焚书以后，官府所掌管的图籍文献，荡然无存，却还靠了文人、学者的相互传授，保存下来的有十分之一二，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又说：“孔子所说的，文人、学者所能做到的，保留下来作为当时的正统思想。至于像刑赏和教化中的重大事情，由于圣人没有爵位，不再对自己的子弟进行教授。”又说：“古人的学校都在官府，人们世代担任这种官职，所以官吏世代都从事这种事业。官吏失去了他们的职守，所以专门的学问就废弃了。”他的书稿大体已经草拟好，但是最终也没有成书。后来就把自己考订的夏、商、周三代的典章礼制和文字训诂、名物象数，加上论述撰写的文章，编成述学的内篇和外篇，一共六卷。
他对经书的义理作出成绩的，比如像释三九、妇人无主答问、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居丧释服解义。显扬儒家典籍的经和传以及古代儒者的著作，有周官征文、左氏春秋释疑、荀卿子通论、贾谊新书序。汪中其他的考证文章著作，也都有依据。
汪中又熟悉历史上的地理、名山大川和险要的地方，讲解绘图一目了然，著有文陵通典十卷、秦蚕食六国表、金陵地图考。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