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158章

法耶特应门罗总统的邀请访问美国，小拉法耶特也陪着一起来了。那时，华盛顿已去世将近25年。拉法耶特来到弗农山庄。他把儿子和随从都打发得远远的，自己一个人坐在华盛顿墓前，静静地待了一个多小时。也许，他在回忆与华盛顿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所有的笑容和泪水，所有的牵挂和思念，都在这静静的时空中变成永恒。
拉法耶特访问波士顿时，特意到邦克山，从当年“邦克山之战”的战场带走一包泥土。1834年5月，拉法耶特去世，他的墓穴上就盖着从邦克山带回去的这包土。他的墓碑上方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它已飘了将近二百年，即使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的时候，这面旗都没被打扰过。拉法耶特可能是唯一跟美国前七位总统都单独用过餐的欧洲人，他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至高无上。他是他们永远的英雄。
拉法耶特的故事讲完了，华盛顿的事情还没完。刚刚度过一次外交危机的他马上又要处理更激烈的矛盾。这一次，他将面对自己的人民。人民的政府怎样应对人民的反抗？当法治不足以制止暴乱，政府还能做什么？请看下一个故事：威士忌叛乱。
第72章　威士忌叛乱（）　
1793年的“热内事件”激化了共和党和联邦党的矛盾，险些酿成内乱。随着法国进入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美国人终于看清了大洋彼岸那场所谓的“革命”到底是咋回事。但真正让革命热情退烧的却是黄热病。7月，黄热病的症状开始在费城出现。8月，它以每天20人死亡的速度在全城蔓延，不久就成了每天100人。到10月，每10个费城人就有1个死亡，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基本上瘫痪。华盛顿倒是像当年在战场上那样表现出惊人的免疫力。他坚持着不肯撤离，直到连汉密尔顿也病倒了，政府实在维持不下去，他才同意回弗农山庄。这场大瘟疫把首都变成了“鬼城”，人们死的死，病的病，逃的逃，哪还有工夫闹腾？约翰亚当斯回忆道：“正是黄热病让美国避免了一场针对政府的革命。”
但是，针对政府的骚乱并没有停止。1793年冬，联邦政府刚回到空荡荡的费城不久，宾夕法尼亚西部就传来“叛乱”的消息。这件事由来已久。早在1790年，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第一份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时，他建议增加联邦税收以偿还外债的措施之一是：征收酿酒税。因为当时最常见的酒是威士忌，所以这项税也叫“威士忌税”。此前，联邦政府征收的唯一的税是海关税（进口税）。联邦既没军队，也没警察，更没庞大的官僚机构，“三权”所有的官员加起来不过几百号人，省得不能再省了。增加税收只为还债。汉密尔顿当然知道，任何税收都会引起反抗，特别是在有着光荣的抗税传统的北美。当年的革命就是从抗税开始的，他难道不怕犯忌？可是，作为联邦的“大管家”，财政部长总要面对柴米油盐的问题，光喊革命口号没用。他权衡了所有的选项，认为海关税不可能再提高，否则将损害进出口贸易；其他税也不能征，因为影响面太大。只有酿酒税危害最小，因为一般人只会喝酒，不会酿酒，这项税跟他们没直接关系。而且，从道德上看，这项税可以算作“罪责税”。酗酒是恶习，征收酿酒税，自然会提高酒的价格，大家也就不得不少喝酒。这样既惩罚了酗酒行为，让家庭和社会更和谐，又增加了政府收入，岂不两全？这跟今天的政府对烟草课重税是一个道理。
汉密尔顿不是鲁莽的人，他在向国会提议征收酿酒税之前，专门征求众议院领袖麦迪逊的意见。虽然麦迪逊与汉密尔顿有很多分歧，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却难得地一致。1791年，国会通过了征收酿酒税的法案，麻烦立刻就开始了。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代表了主流社会（工商业主和大种植园主），他们在谋划着保护主流社会的利益时，难免会牺牲处在边缘的弱势群体，这就是西部的拓荒者和小农户，那个似乎“无关大局”的酿酒业却是西部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州西部土地肥沃，只要稍一耕作就能丰收，每年都有大批余粮。可是，这里地处内陆，交通不便，不像东部沿海那样把粮食装上船就可出口。于是，农民把余粮酿成威士忌酒，卖到东部或出口。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酒的价值高，利润高，赚钱多。第二，酒装在木桶里，不管是陆运还是水运，比一袋袋的粮食方便得多，储存时间也长。而且，在西部，商业不发达，货币量小，酒实际上起了现金的作用。大家不说某某东西值多少钱，而说这东西值多少酒，以酒易物，就像当初弗吉尼亚人把烟草当货币一样。如此一来，酿酒税就成了双重课税，它不但是商业税，也是所得税，既增加了酿酒成本，又减少了个人收入。这可不是戳到痛处了吗？
西部人本来脾气就不好，他们可不会老老实实地任人宰割。几乎从税法通过的第一天起，西部就开始乱。先是小打小闹，后来是抗议、示威，再后来就把革命时期的招儿也用上了，给收税官浑身涂上焦油，粘上羽毛，拉出去游街示众。哼，看你们谁还敢来收税！尽管汉密尔顿专门训练了武装收税队伍，但酿酒税的征收依然非常困难。过去这几年，联邦政府顾不上西部，州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抗税行动愈演愈烈，直到有一天，它发展成武装叛乱（也叫武装起义），谁也没法置之不理了。
1794年7月，收税官大卫内维尔被一群抗税者抓起来，涂上焦油粘上羽毛游街，他的家也被一把火把烧为平地。8月1日，六千名示威者聚集在匹兹堡附近，高举着自己的旗帜，旗上有六道横杠，代表宾夕法尼亚的四个县和弗吉尼亚的两个县。人们愤怒地控诉政府的横征暴敛，宣布要成立像法国雅各宾派那样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还要建法国式的断头台。这六千多人拿着武器，攻占联邦机构，打伤联邦官员，威震各州。这场由“威士忌税”引起的暴乱被称为“威士忌叛乱”。
8月2日，华盛顿总统召集内阁会议。西部的骚乱已不是一天两天，本来，从总统到国会一直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但这次不同，因为人民已经拿起枪来了。华盛顿刚听到此事时，伤心大于愤怒。他说，二十年前，我们自己就是反抗英王暴政的“叛乱者”，没想到，二十年后，我们要面对人民的反抗。关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华盛顿的观点是：政府和人民必须互相信任。你们选我出来为你们服务，那么，你们就要给我充分的信任，遵守我的法律，执行我的决策。如果你们不满意，下次不选我就是了。但在我的任期内，你们得听我的。你们不信任我，让我怎么执政？他这个观点跟杰斐逊的观点不同。杰斐逊认为，人民有权随时随地监督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政府，如果不满意，他们可以抗议、示威甚至提前结束政府的任期，因为人民至高无上。杰斐逊的观点似乎更符合现代社会对民主的理解，华盛顿的观点听上去更像旧式“军阀”。但眼下也顾不上这许多了，先想想怎么把叛乱平息了再说吧。
汉密尔顿和战争部长诺克斯主张坚决镇压，绝不能姑息这种行为，否则，咱这个国家维持不下去。华盛顿虽然很犹豫，但他基本上同意动武。他认为，美国是法治国家，有什么不满应该通过法定程序解决。合法示威受保护，武装叛乱绝不允许，这也是为后世立个规矩。当时，叛乱者提出，国会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造反的理由跟当年的革命是一样的：“无代表，不交税。”华盛顿说：你们选区的议员就坐在国会里，你们“不交税”是真的，“无代表”是瞎扯嘛。“威士忌税”合理不合理另说，但国会通过的法律就要执行。就这样，联邦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说是“军事行动”，联邦政府一个兵都没有。咋办呢？8月7日，华盛顿命令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新泽西、马里兰四个州立刻征调民兵，共1。3万人，交给联邦政府指挥。他想通过这件事告诉所有的人：第一，联邦政府有意愿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第二，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高于各州的行政权。别看总统平时是“光杆司令”，战时一声令下，天底下的武装力量都归他管，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力。华盛顿用实际行动解释了“三军总司令”的权威，那四个州也很守规矩，马上调兵遣将，很快就集结在宾夕法尼亚。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