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1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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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上去，杰斐逊好像得了狂想症，汉密尔顿再霸道也不至于想当国王。但这事儿不能全怪杰斐逊，汉密尔顿口无遮拦，难怪人家起疑。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汉密尔顿有一天抽风，在台上一口气讲了六个小时，就讲一件事：英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要用宪法创造一个“像国王一样的总统”。他对总统任期的设计是“除非渎职，任期终身”。大家听完后只有一个感觉：药不能停啊。
后来，有一次，华盛顿总统回弗农山庄，临走前让杰斐逊代他主持内阁会议。杰斐逊把大家请到家里来，连开会带吃饭。吃完了，大伙坐在一块儿聊天，说起英国的政治制度。副总统亚当斯说：“如果改掉一些缺陷，英国体制（君主立宪制）不失为目前人类设计的最完美的制度。”汉密尔顿接茬说：“它已经是最完美的制度了，改掉那些缺陷会让政府变得不切实际。”啊？这是要变天吗？其实，那俩也就瞎聊，即使在华盛顿面前他们也不忌讳。华盛顿从来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放在心上。但是，这种话到了杰斐逊这儿就被无限放大，他忽然觉得身边都是“反革命”。接下来的事就更让杰斐逊崩溃了。客人们欣赏着杰斐逊家墙上挂着的三幅人物肖像，那是他从欧洲带回来的。汉密尔顿问：他们是谁？杰斐逊说：“他们是弗朗西斯培根、艾萨克牛顿、约翰洛克。我认为他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个人。”汉密尔顿想了一会儿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是尤利乌斯恺撒。”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杰斐逊写道：“亚当斯是个诚实的政治家，也是诚实的人。汉密尔顿是诚实的人，但作为政治家，他信奉暴力和腐败。”一个崇拜恺撒大帝的人当然想当国王！杰斐逊不仅怀疑汉密尔顿，他还怀疑亚当斯想当国王，甚至怀疑华盛顿也想当国王。总之，天底下除了他自己，别人都想当国王或拥护王权。你可能觉得杰斐逊有病，新大陆根本就没有王室基因，怎么可能产生王权？但不要忘了，杰斐逊的时代满世界都是国王，共和国只是个实验。他一心一意要把这个实验做下去，那边忽然有人拼命赞美英国，他听着当然害怕。
对合众国银行的争论让杰斐逊和他的老朋友麦迪逊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事实上，此时麦迪逊的政治势力比杰斐逊大得多。在杰斐逊出任驻法公使的五年中，麦迪逊创造了美国宪法，36岁就成了“宪法之父”。他是众议院领袖，因起草权利法案被誉为“权利法案之父”，也是华盛顿总统的重要顾问，正处在政治生涯最辉煌的顶峰。但是，杰斐逊回来后，麦迪逊为他出谋划策，为他遮风挡雨，露脸的事儿都让给杰斐逊，擦屁股的事儿都留给自己。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麦迪逊的政治智慧明显高于杰斐逊，但不知为什么，麦迪逊愿意让杰斐逊的身影遮住自己的光环。历史学家们只能感叹：“一个伟大的人心甘情愿地屈居另一个伟大的人之后。”
如今，虽然两党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但拉帮结派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大家还羞羞答答地不愿承认他们是“政党”。一派叫作“汉密尔顿先生的朋友们”，另一派叫作“杰斐逊先生的朋友们”，后来变成“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再后来，他们才渐渐地有了正式的名字。汉密尔顿那一派是“联邦党”，代表制宪正统；杰斐逊那一派是“民主共和党”，简称“共和党”，代表普通民众。不过，它跟今天的共和党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反而是今天民主党的前身。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在“民主共和党”原班人马的基础上创建民主党，衣钵传递至今。今天的共和党创建于1854年，第一位共和党总统是亚伯拉罕林肯。尽管当年的联邦党和共和党与当代美国的两大政党不是一回事，但两党政治已经开始了。
1791年，联邦党在国会中占明显优势，杰斐逊和麦迪逊一看，这样下去可不行，咱得动真格的。3月，华盛顿总统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南巡”之旅。趁着总统不在家，杰斐逊和麦迪逊搭伴去了趟北方，特地拜访汉密尔顿的“老巢”纽约。纽约虽然是联邦党的天下，但州长克林顿是共和党人（他后来成了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副总统，是唯一给两位总统当过副总统的人）。杰斐逊狠挖汉密尔顿墙脚，在纽约笼络了一帮支持者，开始建立共和党的基层组织，也就是今天说的“草根组织”。这个优良传统生生不息，直到今天，民主党的基层建设仍然优于对手。
有了政党就得有“喉舌”。杰斐逊他们此行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一个人，他的名字是菲利普弗伦诺。弗伦诺是麦迪逊在普林斯顿的同学，他是个诗人兼作家，写得一手好文章。杰斐逊和麦迪逊想让他去费城创建一家报纸，跟汉密尔顿对着干。当时，费城最主要的报纸是合众国公报。这份报纸的主编约翰芬诺明显倾向联邦党，报纸的内容就可想而知了。弗伦诺接受了杰斐逊和麦迪逊的邀请，打算去费城大干一场。找个什么理由把弗伦诺弄到费城来呢？杰斐逊想了个“高招”：雇用弗伦诺到国务部来当法语翻译。弗伦诺的法语一点也不好，杰斐逊精通法语，还用他翻译？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笔杆子。杰斐逊此举应该是个“擦边球”。宪法禁止官办媒体（对海外宣传除外），政府官员不能干预媒体的报道。但当时，这些条文还没被解释得很清楚，杰斐逊很无辜地说：我没干预啊，他“业余”时间干什么我管不着。
弗伦诺在费城创建国家公报，与合众国公报展开媒体大战。其实，甭管什么，只要有媒体介入，屁大的事都能撑破天。费城人可不用担心闷得慌了，天天看打架。有凭有据的真事儿就够热闹的，再加上谣言，难怪大家动不动就会“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呢。让人民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正是杰斐逊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王权“复辟”。
随着媒体之战的加剧，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主义之争”渐渐地变成了人身攻击，这与当初麦迪逊与汉密尔顿的争斗已经大不相同。麦迪逊毕竟与汉密尔顿做过朋友，他们共同创造了宪法，共同解释了宪法，共同制造了美国，即使友情不在了，理想还在，他们的争论都停留在政见上。但杰斐逊与汉密尔顿没有丝毫情谊，他们不仅憎恨对方的观点，也讨厌对方的为人。杰斐逊说汉密尔顿卑鄙、无耻、下流，汉密尔顿说杰斐逊虚伪、奸诈、狡猾，反正没一个好东西。在这种心态下，他们怎么可能和平共处呢？两人见面就吵架，杰斐逊说：我和汉密尔顿“每天在内阁就像两只斗鸡那样撕咬”。
现在，天底下最可怜的人就是华盛顿总统。华盛顿厌恶党争，但他无力制止它。他企图超越党派，但发现越来越难独善其身。尽管双方对总统都没恶意，但在他们激烈的“交火”中，“误伤”最厉害的就是总统。华盛顿的四位内阁成员中，两个北方人（汉密尔顿和诺克斯），两个南方人（杰斐逊和伦道夫，他俩是表兄弟）。他当初这样安排是为了保持区域平衡，但如今只能面对一个分裂的内阁：诺克斯跟汉密尔顿一伙，伦道夫跟杰斐逊一伙。华盛顿努力保持“无党派”身份，在做每个决定之前都反复思量，不让党争影响自己的判断力。但他更多的时候支持汉密尔顿，引起代表南方的共和党人的不满。特别是，在他签署银行法案之后，反对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华盛顿伤心地说：“如果联盟真的破裂了，我恐怕要搬到北方去住。”有人说，幸亏华盛顿是偏向北方的。如果他跟南方站在一起，“合众国”就真的玩不下去了。正是华盛顿的“南方身”和“北方心”使南北双方都对他抱有希望，从而产生了奇妙的凝聚力。
党争刚开始的时候，华盛顿基本上保持沉默。他相信，那两位整天拔刀相向的天才其实骨子里都是为国家好，他们的爱国情怀不容置疑，他们那些看似矛盾的观点都是以美国利益为最高目标。华盛顿希望他们在斗争中学会妥协。他们都不是初出茅庐的政客，应该懂得游戏规则。杰斐逊比华盛顿小11岁，汉密尔顿比华盛顿小23岁，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是他的子侄辈。华盛顿以一个忠厚长者的胸怀包容着他们的一切，因为他知道，美国需要他们两个而不只是其中的一个，他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