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时空航班》第2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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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常凯申似乎不愿意下车，在门口等着的一干工作人员逐渐不耐烦起来，董老只怕大家会搞出什么失礼的事情，于是和刘跃君老将军迎了上去。
“痿鼋长，您大驾光临，真是让我们这里蓬荜生‘灰’，让我们这些人都受宠若惊啊。”董老表示欢迎。
“好说。”常凯申本来不想回答的，不过让人家等着是很失礼的事情，于是板着脸说了两个字。
很礼貌，不过在这种条件下，礼貌也成了较量。失礼只会让对手看了笑话。
于是常凯申终于走下了车。对于董老他并不在意，他的注意力集中到董老旁边这位穿着漂亮中将军礼服的、正在朝自己敬礼的老人身上了（常凯申的军衔是元帅，军衔对等原则，不多说了吧。）。显然，这就是那个未来的什么人民共和国在这边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刘跃军老将军也在打量着常凯申，心中五味杂陈。
常凯申打量了老将军一秒钟，举手回礼，于是礼毕。
“我就是常凯申，在你们那边，想必没有什么好名声吧？”
旁边的戴笠，陈诚，何应钦等人都皱眉：痿鼋长这是一上来就摆明车马啊。
白崇禧愣了一下，不为人所察觉的点了一下头：老家伙这么光棍儿，倒是有了几分大国领袖的洒脱。
“确实，您的名气不太好；不过倒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刘老将军应对得无懈可击，“您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那边去看看。”
“等驱逐日寇之后，我一定抽空过去看一看。”常凯申今天的表现不断刷新着白崇禧对这个老对手，老冤家的认知，“功也罢，过也罢，我常凯申，总算是让后人记住了我！”
董老手一摆：“痿鼋长，请！”常凯申点点头，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军服，大步向办事处走去。宋，董，刘，何，白，陈，戴等人随后跟上。
将要进门的时候，常凯申又停下了脚步，转头看看这两个卫兵，索性走了过来。
“小伙子，你多大了？”
小战士似乎很不愿搭理常凯申——这个很正常。作为那个时代、以收回台湾为己任的战士，对于造成台湾分离状况的始作俑者，当然是没有好感。
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两边还是敌人。
这里说明一下：如果现在中央发兵台湾，那么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可以视为国共内战的继续，换言之人民解放军和国民革命军其实还处于敌对状态。在敌对状态下，军衔对等原则可以无视，理论上这个战士、还有刘老将军都可以无视国民革命军元帅——那是敌方军队的人。
两支敌对的军队碰面，而两边又都没有投降的意思的话，那就是遭遇战。遭遇战的时候，一个士兵击毙对方的元帅绝对不是失礼，而是巨大的军功。
不过这是把两个时空的国民革命军看做一支军队才会有的情况。但是很显然，既然未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把自己视为有别于八路军的另一支军队（原因在于这个时空的马列党名义上还是炮党和共产国际的下属，如果2020那边把自己视为这个时空马列党的下属，他们就不得不接受一个尴尬的事实：炮党或者马列国际，是自己上司的上司，为了避免这些麻烦，2020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必须以一个独立自主的姿态出现在这边），当然也就不能把那时候的国民革命军等同于这边的国民革命军。
于是这个战士大声回答：“报告，我今年21岁——不过如果按照公元纪年算，则我现在是…61岁。”
二　试探接触3（）　
“看你一脸书卷气，读过书吧？”
如果是外国领导人，战士一定会规规矩矩地回答（当然，换成21世纪的外国领导人，也不会问出这么白的问题），但面对眼前的常凯申，战士却是老实不客气地白了他一眼：“我是浙江大学2018届在读大学生。”
“在读大学生？”常凯申和宋戴何白等人都愣了一下，大学生参军不是没有，但是在一个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理念的国家，当了大学生还要参军实在是一件比较难以理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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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到民国大学生的时候，第一印象大约是忧国忧民，奋发图强，关心时事，满腔热血之类。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大约是因为“五四”“五卅”“示威游行”等各种爱国运动多由学生发起，再加上国共两党的顶尖人物都显得文质彬彬，我们下意识地把这些人与“民国大学生”划了等号，认为他们代表了民国大学生这个整体。
但是其实，他们只能代表民国大学生之中“出色”的一批人，而更多的民国大学生其实并不是那么以国家为念。
要具体分析民国的大学生群体，需要的篇幅很长，大家有兴趣还是自己去查相关资料吧，这里只简单的举几个事例——读一下倒也蛮有趣的：
首先是在校大学生：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这导致大学生中有相当多的“阔少爷”，女生带老妈子上课，男生让门房跑腿，在当时的高校十分普遍，这类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带着佣人上大学，读书期间混吃等死，等着毕业父母给找工作。
不少民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在“早上睡懒觉，上午打球玩，下午看电影，晚上去餐馆”中度过的。更有甚者，大学期间专心逛窑子，过生日去妓院摆花酒。比如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在大学时，正好20岁，当时所读的中国公学难以为继，家中上演分家产闹剧，胡适生活一团遭，于是整日花天酒地，在胡适的日记中，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在日记中，胡适还记录了1910年2月12日雨夜，因为喝花酒后回家闹事，被巡捕罚款5元的事。当然，胡适作为学者，日后回忆这段事难免痛心，称这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相比于胡适，素质更低的阔少大学生，逛妓院就更加荒唐了，争风吃醋，在妓院大闹的也不在少数。李开周在《嫖妓与租房》一文中，讲述了一名阔少嫖妓闹事的故事：瞧见对面房间一老头儿拥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姑娘，气不打一处来，向老鸨拍桌子：“怎么不把那好的介绍给我？”老鸨说：“对不起少爷，人家是包月。”“包月？那老家伙一个月出多少钱？我多出三十块大洋，你去叫他滚蛋！”老鸨见钱眼开，当即跟老头儿毁约，于是那姑娘就“转包”到这位大学生名下了。
除了嫖妓喝花酒，民国大学生还热衷于逛舞场，而且丝毫不受时局影响。跳舞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娱乐新玩法，大学生作为先锋群体，自然率先参与，一时间大学生纷纷出入舞场，左拥右抱，当时上海大学生复兴运动促进会发表宣言描述说大学生“悉逞豪奢，挥霍无量之金钱，换得暂时之肉感，用意既殊，流弊立现，诱人堕落，莫此为甚。”
当时有大学生记述了自己逛舞场的“第一次”体验：“回到学校里，心儿还是常常在跳舞场中。那薄薄的衣裳，高耸的乳峰，跳跃的酥胸，无一不给我以一种有力的迷惑。我屡次想做舞场的第二次的顾客，尽情地拥抱那美丽的女人陶醉。”显然，逛舞场可以给学生提供极大的肉身满足，于是情不自禁进入舞场。
……
在校时如此，毕业之后呢？
1937年8月5日（“7，7事变”以后了），《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对未就业大学生期望月薪的调查，毕业于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的文学学士叶女士，期望月薪140元，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黄某，期望月薪150元，而且要求的工作地点是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实际上，当时北京的中学校长，月薪也不过为一百元，一般城市里的小康家庭，月收入也就15到30元，可见大学生的自视有多高了。
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些人还斤斤计较于自己的收入工作地点，可想而知他们是否会愿意走上战场了。
……
毕业不等于就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大学生就业后的表现吧：中华职业教育所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令人堪忧：“（大学生）关于学力方面：文理欠通；计算迟钝；书法恶劣或潦草；英文不会用。关于办事方面：缺乏兴味；缺乏经验；没有责任心；没有决断力；太鲁莽；有始无终，遇事敷衍；不听指挥。关于道德方面：自视太高；脾气太大，计算薪俸。关于行为方面：不惜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