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之惊蛰》第3章

1、活动方式的变化。青帮的主要活动虽然仍以贩私盐为主要营生，但活动方式已和普通盐枭集团不同。首先，由于青帮势力庞大，在贩私中可以公然抗拒官府的缉私。这虽然在早期盐枭集团中也常出现，但其规模和激烈程度远非普通盐枭可比。如江苏江都的青帮头目朱盛椿（绰号朱大麻子）、朱羊林（绰号朱大花脸）“均为积年巨枭会首，无恶不作”，贩卖私盐多年。光绪三十四年率党百余人，执持枪械，拒敌官兵，他“肆行抢劫，掳人勒赎，坐地分赃，不记其数，积资广置田宅不讳”　
其次，青帮在贩私中，更加注重与地方势力的勾结。时人指出，长江下游的青帮“初犹无业游民、刑伤匪类当之，今则居然武痒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愍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29］如扬州青帮头目徐宝山就是一个典型。徐宝山在贩私盐中和扬州的盐商关系密切，“徐宝山原系盐枭，江湖中人称之为‘徐老虎’，在长江下游一带的帮会中颇有势力，与方氏兄弟（扬州巨绅）素有交情。”　
2、组织体系的变化。在组织体系上，长江下游青帮和罗教水手行帮不同，通过吸收盐枭及其他帮会而形成了开放性的组织体系。罗教水手行帮按虚拟血亲关系建立，即以字排辈、师徒相承。自乾隆中叶拆庵毁堂后，罗教水手行帮活动中心仅限于漕船，其组织体系同漕船为主体的成员生存环境相适应。罗教水手行帮脱离漕运后，这种相对封闭的组织体系很难在旱地生存，因而长江下游青帮在形成过程中逐渐开始吸收盐枭和帮会的组织体系，形成了非帮非教、亦帮亦教的组织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吸收了哥老会的组织方式。哥老会是“近代中国最有活力、势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无业游民结社”，它是以“啯噜为胚胎，广泛吸收青莲教、边钱会等教门与会党的组织形态，并不断加以融合而趋于一体化”形成的。　
军兴以后，哥老会势力从两湖地区开始大量渗入长江下游地区，参与私盐的贩运并与青帮接触。到光绪元年，“安清道友、哥老会匪党甚滋，散布各省地方，狼狈为奸。”在与哥老会的接触中，青帮吸取了哥老会组织体系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特别是模仿红帮的开立山堂、散发飘布的组织方式。山堂香水，是哥老会相互区别而取的名目，“哥老会团必设一某某山名，犹寺院之某某山也。又有堂名，犹水浒传梁山上之忠义堂。又有水名，有香名。盖半为佛教，又其半则出于宗教仪式以外。”长江下游青帮在红帮的接触中，将其山堂香水的组织体系吸收过，如安徽“沿江枭会匪棍，党众势强，多以贩私为民，肆行不法，并仿哥老会恶迹，纷立会党，散放飘布，派费入伙。”　
徐宝山开立春宝堂，进山堂的人每人持有票布，上有“山堂香水”的名称，以资联络。除此之外，旱地帮会其他的组织联络方式，如隐语、手势、茶碗阵等，也被青帮加以利用和改造。
军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省称。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之一。1938年成立。前身为复兴社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1946年6月，军统局的公开武装特务部分划归国防部二厅，秘密核心部分改组为国防保密局。 详细：　
中国国民党设立的特务组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1938年8月成立。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建）、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建）。主要负责人为戴笠。特工人员最多时近5万名，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活动。军统局在许多地方设有集中营、秘密监狱和看守所，囚禁和迫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学生。1943年军统和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合作，共同组成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抗日战争期间，军统也从事一些搜集敌方情报并对敌施行恐怖活动，因此，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起了一些作用。1946年军统局进行改组，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　
军统的抗日历史　
“军统”，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BIS）。其前身为蒋介石于1928年创立的“蓝衣社”（一说为1932年）。1934年4月，蒋介石将南昌行营调查科与蓝衣社特务处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由戴笠（黄埔6期）任处长。1937年4月，蒋介石重组特务机关，以加强搜集共产党人情报，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兼任局长。“军统局”内设两处，第1处负责党务调查（即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由徐恩曾（黄埔4期）任处长；第2处为特务处，戴笠担任处长。1938年9月，第2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内设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电讯情报处、警务处、惩戒处、训练和策反处、特种及心理作战处、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　
“军统”（BIS）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中，BIS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　
抗战中，军统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恐怖活动，而隶属BIS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了不小的作用。　
刺杀、颠覆　
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为稳定局面，有意拉拢有影响的中国上层人物出面组织所谓的“临时政府”。经过一番斟酌后，日本人选中民国初年担任过内阁总理的唐仪。唐经反复考虑后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晚节不保。蒋介石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着令BIS“剪除附逆”。　
1938年，就在唐仪接受邀请出面组织“政府”后三个月，潜入上海的BIS“敌占区行动组”便用斧头结果了他。　
在随后的时间里，BIS先后策划了对殷汝耕（组织‘华北自治政府’的大汉奸）、季云卿（上海青帮‘通’字辈大佬，汪伪‘76号’后台老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汉奸的刺杀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并未完全成功，但无疑有效地震慑了投敌叛变人员。　
破译偷袭珍珠港密电　
1940年4月，蒋介石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BIS“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6处）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在6处中，有一人名叫池步洲，1908年生，福建闽清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并与日本姑娘白滨英子结婚，生有一子二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于爱国赤诚，毅然冲破重重阻力，挈妇将雏回到祖国。1939年2月，正值何应钦准备在军政部内组建破译日本军事密电的机构，池步洲应邀参加，担任了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不久改称军政部研译室，池仍任主任。经他摸索、研究，破译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密电的电码，从中收集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日军情报，获得军政部颁发的光荣奖章。1940年4月，池步洲领导的军政部研译室奉命并入6处。　
1941年5月开始，池步洲在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发现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数量突然剧增，被破译出的有六七十封，内容总的是，日本外务省多次要求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报告：美军舰艇在珍珠港的数量、舰名；停泊的位置；进、出港的时间；珍珠港内美军休息的时间和规律（答复是“星期天”）；夏威夷气候情况等。他把译出的电报交给组长霍实子，霍也很重视，指示池步洲继续密切注意日本有关珍珠港的往来密电，一有破译立即上报，并且指示池步洲每月专就此事写出报告，上报侍从室。池步洲按指示每月写出报告，并将有关内容摘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中，这个笔记本有幸逃过了劫难，奇迹般地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