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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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二人从见面到登记仅仅才十来天工夫。领结婚证那天，父亲领着母亲来到婚姻登记所门前。我母亲不够结婚年龄，不敢进去，父亲就一个人进去领了一张盖有“潼关县港口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大印、类似奖状的《结婚证》。二人也没有钱办婚礼，坐了趟免费火车到北京大姑家就算完婚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四、家门不幸
前面已经提到过，我的祖母年轻时养成了自私冷酷、飞扬跋扈、花钱大手大脚的性格，再加上祖父去世后长期守寡导致心理有些古怪，因此对这个儿媳妇的到来，她非常不欢迎。因为，这个儿媳妇是农村户口，来了就是注定要吃“高价粮”的。同时，我母亲比我父亲整整小一倍，二人年龄差距达十六岁，人又长得漂亮，因此祖母认为我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婚姻不可能持续多久。特别是，当时父亲兄弟姐妹里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是单身和祖母住，这样父亲挣的工资就全给我祖母了，祖母可以大手大脚地花；一旦成家，肯定就得顾家，那么钱就不顺手了。故而我母亲过门后，我的祖母对我的母亲百般虐待，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我父亲与母亲结婚时，祖母因为大姑病重正在北京大姑家住着。父母旅行结婚到了北京，二人进门时本以为老人会很高兴见到这个漂亮单纯的儿媳，都欢欢喜喜的。谁知祖母见到我母亲后，脸色一沉，把我的母亲凉在一边连饭都不招呼吃，就把父亲单独叫到一个房间里“审问”。我母亲被安排在阳台一张行军床上休息，听到隔壁祖母与父亲的争吵，再就是祖母用拐杖打我父亲的声音。可怜我的母亲当时才十六岁，本以为嫁了男人可以有个依靠，看到这个情景，顿时如跌入冰窟。
等回到郑州以后，祖母就开始虐待母亲，每天让母亲把家里的一切家务都干了。吃饭的时候，还必须吃两样饭，我母亲得给祖母做好饭好菜的吃，自己只能干吃粗粮，连菜都不许吃一口。我的母亲年纪虽小，但从小挨整谨小慎微、逆来顺受惯了，干起活来非常卖力，想讨婆婆的欢喜。但越是谨慎，祖母就越欺负她，经常破口大骂，一遇到父亲在家时就天天念叨着“过不成，过不成”，弄得父亲成天心烦意乱，就把气撒到我母亲身上。
祖母这个人，在我少年时来过我家住过一段时间，一开始我还以为她会跟我的外婆那样善良慈祥，但不久就发现，祖母和外婆完全是截然相反。根据我的观察，我的祖母非常残忍、自私、冷酷、欺软怕硬，甚至有些邪恶。那一年她一来我们家就欺负我姐姐，弄得姐姐放学后不敢回家，在路灯下写作业。祖母还拉拢我试图让我跟她一道欺负姐姐，可我不愿意，她就对我这个孙子一点也不亲，甚至还给我栽赃，害得父亲发火打我，打时她还在旁边哈哈直乐。不仅我的母亲遭受她的虐待，而且我的婶婶、伯母，甚至姑父都曾被她虐待，但好在他们都有工作，因而除了生气、打架以外还没有别的。但是我母亲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工作，寄人篱下，因而也就只能任其鱼肉。我母亲原指望找了我父亲能逃出苦海，此时又落到我的祖母这样的人手里，真是雪上加霜。
一九六七年年末，我的大姑病故。祖母、父亲闻讯，去北京料理大姑后事。本来父亲要带我母亲去的，但祖母偏不让去，于是留母亲一个人在家。一个月之后他们回来，祖母一进门就开始生气，诬陷我的母亲肯定把她的白面偷到大姨家去了，还偷吃了她一颗白菜。我母亲刚刚申辩了几句，祖母就暴跳如雷、砸锅摔碗。我父亲本来就因为大姑的去世而正在心里难过，再加上祖母这么一闹，又听了母亲的申辩，顿时怒从心头起，伸手打了母亲一耳光，让母亲滚出去。
我的母亲从家里被赶出来，受了这样大的委屈，又不敢对外公外婆说，让本来就在苦海中煎熬的二位老人伤心，于是到郑州人民公园上吊自杀。当时母亲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因此打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结。临上吊前，母亲还写了一个条子留给我父亲，上面有家里地址，嘱咐父亲等外公外婆问时就说是出意外死的，千万不要说是自杀的。刚吊起来时，母亲还能听到远处高音喇叭里的声音，渐渐地什么都听不到了……
也是母亲命不该绝，当时幸好有几位行人路过，行人见状大惊，连忙将母亲七手八脚地放下，并且从她身上搜出了那张条子，随即按地址通知了我的父亲。等我母亲缓过气来，一睁开眼，就看到父亲焦急地望着她，而祖母还在一边幸灾乐祸地说：“要死也是你自己要死的，谁也拦不住，政府也不会把我怎么着。”直听得围观的路人们愤愤不平，纷纷给予斥责。那件事情以后，父亲把母亲带到了潼关的工程队里，母亲算是暂时逃脱了祖母的魔爪。
大概是祖母年纪不大就开始守寡，拉扯几个孩子不容易的原因，我的父亲对祖母出奇地孝顺，甚至到了百依百顺，一句嘴都不敢顶的地步，有时明知道是祖母错了也不由分说地责怪我母亲。到了潼关之后，祖母三天两头来信，一会儿说眼瞎了，一会儿说腿瘸了，一会儿又说心脏病犯了，实际上都是张嘴要钱，总是闹得鸡犬不宁。我父亲孝顺，只要一接到信就长吁短叹、六神无主，于是就慌慌张张跑回去探望，却并没有事。但总是这么来回折腾，也颇为破费，冤枉花了不少钱，日子越过越困难。
后来我母亲怀上了姐姐，父亲当时又总是随单位或者宣传队流动不能照顾。二人想，有孙女了可能祖母会对母亲好一点，于是就把母亲送回郑州。谁知一等父亲走后，祖母就勒令母亲挺着个大肚子干这干那，甚至还要到离家一里以外的奶牛场挑水，冬天在院子里洗衣服。祖母心坏，故意每天都要换衣服，洗衣服时都监督着母亲，一直要洗到盆里没有一点泡沫才算，把母亲双手指头都撮烂了。
母亲怀我姐姐时孕期反应异常强烈，不能闻一点荤腥。可祖母非但不照顾她这个孕妇，反而还让母亲给她炒菜。我母亲一边呕吐得翻肠倒肚一边炒菜伺候祖母，还要挨她的骂。等到祖母津津有味地吃炒菜时，母亲才能自己擀点面条，用白水煮着自己吃。孕妇一般贪吃某一样东西，我的母亲当时特别想吃蛋糕，可祖母买了蛋糕一块都不给我的母亲。母亲只有在买菜时每次藏下一两分钱，慢慢地积攒起来，攒够了才偷偷跑出去买一块蛋糕。蛋糕买回来不敢让祖母知道，一个人躲到厕所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后来，由于实在不堪祖母虐待，大姨当时又刚染上肺结核也没法照顾她，母亲只好挺着大肚子回到了滑县老家。其时文革造反风潮已渐渐平息，外公、外婆已不怎么被批斗了，但还是每天必须由民兵押送到地里劳动改造。当时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下工之后，外婆就用小擦子擦一些红薯，做成凉粉给母亲吃。当时，家里除了外公外婆之外，还有我舅妈。舅妈这个人本是土匪女儿，其父亲刚解放时被镇压了，于是她的母亲改嫁给一个穷人，结果土改时划作贫农。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文革初期外公外婆挨整时她不但不帮助他们，反而落井下石，对外公外婆颐指气使。我的舅舅早已对其厌恶透顶，但由于成分不好不敢惹她，窝囊了一辈子。母亲回来以后，外婆给母亲擦凉粉吃，舅妈也要吃，而且饭量奇大。外婆不得不没日没夜地擦红薯，有时累得擦着擦着就睡着了，醒来以后又继续擦。外公外婆自己都舍不得吃一口凉粉，结果一少半给了我的母亲，一大半被舅妈吃掉了。
在老家住了两个月以后，预产期到了，母亲要回郑州生产，于是外婆和外公借了个架子车，推着我的母亲送到了道口街把母亲送上汽车（「注」道口是滑县县政府所在地，离母亲所在村庄大约十六里远，著名的道口烧鸡就产在这里）。外婆在道口买了几只烧鸡，连同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几十个鸡蛋，几十斤小米，一同交给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