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39章

人一起到渭河里洗澡，姓艾的也去了，他不会游泳，就坐在岸上欣赏景色。几个在河里游泳的工人见他不下水，就故意逗他，问他敢不敢下来。姓艾的一被激，就说：那有什么不敢的？然后，他把衣服脱了，嘴里高声念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胜利。”说完，扑通一声跳进河里。谁知那时渭河水大，姓艾的一跳进去就没顶了，在水里挣扎起来。其他几个人见状，手忙脚乱地把他救上了岸。姓艾的呛了好几口水，惊魂未定，脸色苍白。过了一会缓过神来，一张嘴又是一句毛主席语录：“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注意……”
还有一个学毛著积极分子，平时也没啥文化。有一天他突然给《铁路工程报》投了一篇稿子，是一首向毛泽东表决心的诗。编辑一看写的不错就给刊登了，名噪一时，那个作者也神气了好多天。过了不久就有人揭发，说这个稿子是抄袭的《解放军文艺》的。编辑们一看，果然不错，原来《解放军文艺》上的那首诗是“战士”，此人改成了“工人”，其余一字不差。后来《铁路工程报》为此事发了专刊，把这个抄袭者给彻底批臭了。
孟塬火车站附近就是著名的西岳华山，既然到了这里，不登华山是过不去的，正好当时我叔叔从东北来，因此他们哥俩，连同几个工人一起登华山。在山下，他们遇到一大群红卫兵举着红旗上山，走在他们前面。还没走多久，刚过仙姑桥就有一个女红卫兵摔死了，她妹妹伏在她的尸体上大哭。其余的红卫兵继续上山。等父亲他们到了南峰绝顶的仰天池，看到那帮红卫兵正在往池子里拉屎，感觉十分扫兴。晚上，他们一行就住在山顶道观里，道观已被那帮红卫兵革过命了，砸得乱七八糟的。那帮红卫兵不住道观，要学习《智取华山》里的革命英雄，连夜下山。第二天，父亲他们一行下山时看见，又摔死了几个。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二、崇拜芒果
那个高高在上的太阳，经常发出一些“最高指示”。不知为什么，这些“最高指示”总是要等到深更半夜才传达到父亲单位。于是，人们不得不从睡梦中被叫醒，迷迷糊糊地敲起锣、打起鼓，有时还要燃放鞭炮，在举着写有“最高指示”大红纸的造反派头头带领下游行，以表达工人阶级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景仰，并显示革命群众的伟大力量。
在孟塬时有一次，游行是因为听说“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更长”这个特大喜讯。当时半夜起来先是在工地折腾了一阵子，又觉得这个喜讯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个头头凑到一起一合计，打算到几十里外的陕西省华阴县去游行庆祝。等大伙浩浩荡荡、敲锣打鼓坐汽车来到华阴县时，当地已经庆祝过又去睡觉了，街上一片漆黑，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听到锣鼓声声，只有一个人从一间商店里探出脑袋来往外看了看，旋即把门关了。见此情景，大家只得悻悻然地回去了。而这次庆祝活动的主角毛主席，也并没有和喜讯上说的那样活到一百五十岁。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次，半夜起来传达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最高指示。虽然这句没头没脑的最高指示让人听着感觉到莫名其妙，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反正只要是毛泽东说的话，理解的要庆祝，不理解的也要庆祝，在庆祝中加深理解。等到文革结束后一些描写文革内幕的文章出来，大伙儿才知道，这句最高指示竟然是毛泽东批评自己老婆江青的。唉，当中国的领袖就是爽，连两口子吵架，天下草民百姓都要贯彻学习、深入领会。
在他老人家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芒果之后，又兴起了“芒果崇拜”，全国到处都充满了用蜡做的假芒果，人们就对着这些假玩意顶礼膜拜。在铁Z局的工地上，由于没人会使用蜡做芒果，就有心灵手巧的木工看着报纸上的照片依葫芦画瓢，用木头雕成芒果的样子，再由油漆工上色，供人们崇拜，倒也惟妙惟肖。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三、患难夫妻
一九六七年，我的母亲时年十六岁。滑县老家已经实在不敢再待下去了，于是外婆托媒人为我的母亲找男人结婚。村子里有个张大娘，儿子在郑州搬运社工作，张大娘就跟着儿子住在黄河路，自己靠捡破烂为生。张大娘这个人热心肠，喜欢做月下老人，当年我大姨和大姨父的婚事就是她给撮合成的。因此，外婆就找了张大娘，再次请她帮忙给我母亲物色个男人。我母亲年纪太小，外婆怕她受欺负，于是提的条件是也找一个出身不好的、年纪大一点的男的，希望他能心疼她。就这么着，张大娘找到我的父亲。
我父亲从劳改农场出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八岁了。家庭出身不好，又属于政治上犯错人员。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这两条足以使他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一般女人对他敬而远之。即便偶尔有人来提亲，也要么是离异的，要么是带几个孩子的，要么就是生理有缺陷嫁不出去的。见到这类人，我父亲一概面都不见，因此渐渐地很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就这么着一直拖到一九六六年。
后来，我父亲偶然认识了一位在文化用品厂工作的姓常的老姑娘，她倒是不嫌弃父亲的出身和历史问题，于是二人建立了恋爱关系。常姑娘长得人高马大，个子比我父亲还高。别的地方倒还说得过去，就是有点二愣子劲头。当时正值文革最混乱的时期，有时父亲和她在街上走走，碰到有大辩论的，常姑娘立刻就伸着脑袋掺和进去，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几次挽起袖子差点动起手来。父亲本来就挺厌恶文革，一见常姑娘如此热衷于政治运动，心里顿时凉了大半截。正在此时，跟父亲住在一条街上的邻居张大娘给父亲介绍了我的母亲。
父亲跟母亲见面是在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前夕。当时年仅十六岁的母亲怯生生地看着这个年纪比自己整整大一辈的男人，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父亲见母亲模样长得不错，人又文静，各方面都挺满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个农村户口。但比起那个常姑娘来，父亲还是觉得跟母亲过更可靠。上午见了面，下午父亲就又找到母亲，对母亲说：咱们的事情就这么定了吧。接着父亲又跟母亲说了一句：“你先等等我，我出去办点事情。”
父亲说“出去办点事情”，实际上是找那个常姑娘跟她说分手的。常姑娘一听挺不乐意，跟父亲吵了一架。无奈我父亲决心已下，任凭常姑娘怎么骂怎么吵怎么哭也没有一点回头的意思，弄得常姑娘也没有办法。后来我父母结婚以后常姑娘还不死心，又给我父亲写信，骂我父亲浑身上下都是阶级烙印，跟我母亲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剥削阶级子女找剥削阶级子女。父亲收到这封信后根本就没当成回事，随便往兜里一装。后来母亲洗衣服时翻到这封信，连忙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这才把常姑娘的事情说给母亲听。
不过，常姑娘有缺点可也有优点，特别的喜欢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常姑娘跟父亲告吹之后，有时还到父亲的一位工友家去玩，从工友那里听说了我母亲被祖母虐待的事情。常姑娘听了以后，被祖母的恶行气得脸色发青，挽起袖子来就要去收拾祖母。父亲那位工友一看，吓得赶紧把她给劝住了。
我父亲由于年纪轻轻就受到政治上和婚姻上的双重打击，到文革期间，他这号人又是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朝不保夕、担惊受怕；他能够在文革恶浪中全身而退，也算是个奇迹。波折的经历，社会的歧视，使得他脾气暴躁古怪，感情冷漠，对什么事情都缺乏兴趣。虽然没有挨整，但我父亲日子也不怎么好过，年纪轻轻的却每天晚上都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往下掉，跟我母亲结婚不到一年，一头浓密的黑发就变得稀疏了。
由于当时没有成家，父亲每个月挣的工资除了留二十几块钱做生活费以外都悉数交给了祖母，结果全被自私的祖母吃干喝净了，一分钱也没有给他攒下。特别是文革初期，祖母作为地主婆被红卫兵押回封丘农村老家时，为给祖母安家也使得父亲颇为破费，不但一贫如洗，而且还欠了几百块钱债。结婚时，我父亲连给我的母亲买新衣服的钱的都没有，暗中找了个工友借人家家属的一件褂子给我母亲穿，也没敢说是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