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第56章

天时抱过来。他生父叫朱文虎，是老刘厂里的电　器工程师，因为过去也常到我家来玩，就和我们同一案子，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二掌　柜，也关进63号。他脾气很倔，打得更厉害。几次给烟头塞进肛门不准大便，被踩断三条　肋骨后死了，死在医院里。事后他们叫医院开假证明，说是死于心脏病。还把一张断了肋条　骨的胸部照片改了名字，叫“米可号”，怕将来有人查验。
我养女的两个父亲，一个生父，一个养父，都死在63号。我死了一个老刘，实际上也　死了我自己。至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你说说，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
死，是留下许多问号的一片空白。
永恒的怀念
1968年54岁　女　K市K区某中学教师
我就是你听说的那个“给死人送钱的女人”。我的全部痛苦都在这句话上。你看我现在　很平静了，是不是？可是这句话是我的一个万丈深渊，我一碰上它就陷下去，很深很深地陷　下去。
我丈夫是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63号里。我从来没去过63号，后来知道那里　的厉害了，好几个工程师都死在里边。但你要认识老钱——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灾惹祸　那种人；他在这个厂里干了二十年的供应管理，连家里用个螺丝钉也不从厂子里拿。为什么　非叫他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从小认识，他脾气有点暴躁，可人正直，埋头工作，我们生活得清贫但是很骨　气。他一直是个小业务干部，七品小官也没当过，我一直是个普通教师。我们有五个孩子，　对孩子搞智力投资，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们都上了大学。“文革”抄家时，我家　最穷，挖墙刨地也找不出值钱的东西来。箱子里一半是空的，存折上只有一百多块钱。只有　一把破旧的西餐刀，被他们当做匕首拿去展览做为老钱的罪证。
老钱的罪名，说是参加刘工程师家的“裴多菲俱乐部”。要是听他们说，刘工程师家真　好像有个暗藏的搞破坏的组织，其实哪里是那样，我也常去那儿玩呀。
解放初期，这儿都是大水洼。范旭东、侯德榜为了把厂子搞起来，气魄很大，凡是燕京　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都要。还用高薪聘请各种技术专家。一时人才　云集，周总理还说这里是“技术篓子”呢！这些高级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齐的小房　小院。那时没有娱乐场所，知识分子总要精神来点享受，怎么办呢？刘工程师夫妇好玩，好　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会。唱戏，打牌，可是从不来钱的。大家互相记住生　日，逢到谁生日，或过年过节，就备带一点菜凑在一起玩玩，关系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　“新村”，住“三角地”，可老钱喜欢京剧，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错，我唱程派，　刘工程师夫妇也好唱，就常去凑一台戏唱唱。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差　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记得我们一起聚会时，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经爬上树往屋里看，当时我　们以为他是想看热闹呢。我家的小儿子喜欢玩无线电，房上总扯些天线，有一次街道代表和　民警忽然来我家，说为了安全查电路。后来搞“裴多菲俱乐部”说要找电台，找到电台后就　去北京向毛主席报喜，我才明白我们一直是被注意对象。这我就非常后怕——我女婿从朝鲜　战场曾经带回一点美军的电器零件，小耳机什么的，后来全被我那喜欢无线电的小儿子去新　疆上学时带走了。如果没带走，大事了，证据确凿，肯定电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给弄死　不可，那时想起来后怕的事真不少。
清队开始时，老钱为这事受审查，可他属于“走读”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住。一天突　然他没回来，等到夜里十二点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边黑灯瞎火转了几圈，还是不见人　影。一点多时，砰砰砸门，厂里来帮人闯进门就抄家。我问：“老钱怎么没回来？”他们　说：“暂时不回来了。”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他那天早晨离开家去到厂子时，那样子太　平常了，可就这么平平常常走了，没有生离死别，但一去就算完了。怎么人这么容易就完了　呢。
从这以后，几乎一点消息也没有。只是恍恍惚惚听说他很瘦，脸色惨白，拿个大扫帚扫　院子。其实这消息根本不对。他一直关在63号里挨整，如果真叫他扫院子，应该说是当皇　上的差事呢。我因为是在中学当教师，有单位，所以没把我关进去，刘工程师的爱人没工　作，给弄进63号，受尽了折磨。她夫妻俩都关在同一座大房子里，刘工程师死了两年多她　竟然毫不知道呀。
当时我对老钱，我似乎比较乐观。因为别的有问题的人都扣发工资，可老钱的工资一直　原数照发。开始时还准许我送点东西给他。我常送些烟、牙膏、肥皂，他爱吃点心，我就买　斤点心包好了送去，还送些衣服好叫他换换穿。每月我去厂里领了他的工资，都送四十块钱　给他。但他们从不叫我去63号，都是交到专案组转给他的。我想，为什么偏偏他的工资一　直照发，肯定他的问题比较轻，说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常回家来了。这是当时最美最美的幻　想了。
前后一年多，直到七0年春节过后，我去学校，一个老师问我：“老钱有信儿吗。”
我说：“没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声对我说：“我听说老钱死了。”
我说：“不会呀，人死了怎么还发工资，不通知家属？我前几天还领了他的工资，送钱　给他呢。”
我多傻，听了这消息我还不信，其实人死已经几个月了。我不信也有我的道理，此后厂　里63号又来人找我要钱，要衣服，说老钱的钱不够用。我还把一件给老钱新絮的棉袄托他　带去。照旧领他的工资，然后把一部分钱送到专案组，每次他们都收下了，如果他们的表情　有半点犹豫，也会引起我的疑心。他们怎么能这样不动声色地骗住我这个可怜的女人！他们　真是铁石心肠呀！你说说，他们接过我的钱时心里究竟怎么想的？
一过又三四个月，63号开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来的人都躲躲藏藏，不敢跟人说话。　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过一次刘工程师的爱人，她贴着墙根儿走，怕人似的，神情有点恍惚。　我也不敢过去问她，怕给她找麻烦。我就等着吧；既然刘工程师他们都没事了，老钱肯定快　出来了。
六月底的一天，厂里忽然来人，还有我们学校的工宣队的人跟着。他们的神气又平静又　紧张。坐了一会儿才告我：老钱死了！
“什么时候？”我说。似乎还不信，可是声音全不是调儿了。“六九年十二月十七　日。”他们说。我努力稳住自己。又问：“怎么死的？”
他们不肯说了。只对我说：“你丈夫死了，可问题还没弄清，暂时还不能平反。我们把　他按工伤死亡处理，但你们家里的人都有工作，没有抚养人，所以什么待遇也没有。工资打　今天起停发，到此为止。”
我说：“奇怪了，我跟他从小认识的，两家是世交，又一块儿长大。大学毕业就工作，　就这么点经历，还有什么问题没弄清。又是怎么死的，需要按工伤死亡处理？”但无论我怎　么问，他们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哭没喊，我是应该大哭大叫的呀！我的老钱呀，你半　年多就死了，怎么就没托个梦给我呢？难道你也和他们一样故意骗我，捉弄我，好突然来给　我当头一棒吗……
这时，军宣队已经进厂。恰巧我女婿的一个老战友是军宣队员，他闯进63号才问出　来。说老钱一次给四条绳子拴在手腕和脚腕上，拉在四个墙角上，吊起来打。那些打手们打　完他就去喝酒，一帮人全喝醉，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来，发现他四肢全弯着，抽缩一起，　摘下来一看，人已经死了。这就是他们说的“工伤死亡”！
封建社会里也不准私设公堂，当堂打死人县官也要革职。怎么能吊打死，半年多都不告　诉我？怎么还能到我家里要钱要衣服？我一直告到市里告到北京，可无论怎么告，回答只是　一句话：“问题太复杂，很难解决。”等到“四人帮”完了，63号冤狱大平反，才知道　“复杂”都是在上边。主谋和主凶抓起来，但究竟老钱都受过哪些整，究竟谁参与打死老钱　的，没处再去问了。“文革”过去，家破的家破，人亡的人亡，所有债都记在“四人帮”身　上，人对人又是笑脸，又都一个样儿了，哪里去找当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们自己有良　心，可是我从来没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