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第30章

豢赡苡惺裁凑嬲母母铩?br /> 农村的放宽政策，休养生息，是同穷干、大干、苦干、以粮为纲相对立的。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以计划调整为主，开展市场调节，保护竞争。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反对高指标，反对浮夸风，反对过高的积累，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提高粮价，稳定农民这一头。
为“天安门事件”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包括为错划的右派平反。纠正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以调动千百万人的积极性。这一切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重大决定，都是在三中全会的基础上展开的。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转折。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估计和肯定。
在这样一个思想、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有什么是非不能分清呢有什么障碍是不可越过的呢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打开一些局面，指导思想不正是从三中全会那儿来的吗想到这里，他心里踏实了、熨帖了。
他把贺家彬写的那份东西，锁进写字台最底层的抽屉。若有人问起来，像一九七六年对待揭发方文煊反王洪文那份材料一样，用“找不到了”交账吧。这种处理人民来信的办法能不能改一改呢往来信者的原单位一转了事。对反映问题的人缺乏应有的保护，对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推卸。
“文革”后期，他“解放”出来主持专案工作。许多干部的历史专案明明清清楚楚，可是专案组就是揪住不放。你硬去做结论的话，用不了多久，造反派就会闹起来说你右倾、包庇，到处贴大字报，到“四人帮”那里去告状。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你这个管专案的职撤了，还闹个右倾复辟。撤了就撤了，倒也没什么。要是换上个“左倾”的老爷呢，那些干部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解放，还不如自己留在这个岗位上。他呢，采取软磨硬泡的办法，就是不做那些不实事求是的结论。
他总能找出些理由拖时间，这里再查查吧，那里再外调一下吧。查来查去，讨论来讨论去，无穷无尽。最后把那些人磨烦了，水到渠成也就解决了。同专案组的关系也没闹僵，下一个专案咱们还是在一块好好研究。就这样穷磨，把他经手的专案全都解决了。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办法。
他常常苦笑着想：一个老奸巨猾的老官僚。要是没有这个官僚呢可能还要坏些，官僚也有官僚的用处。反正我们已经有四千六百年的文字历史了，拖就拖吧，慢就慢一点吧，总比弄得稀巴烂强。
但是这种无穷无尽的虚功、会议、争论，耗去人们多少精力啊。
“有什么事情吗”田守诚问林绍同。
自然有事情，凡是林绍同找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需要他特别注意的事情。
“早上碰到小纪，说昨天上午郑副部长和汪副部长上B大学去访问戴教授了。”
“噢！”田守诚愣了好久。
越闹越离谱了。两个共产党的部长，怎么心血来潮，去拜访一个资产阶级的教授呢。那人是全国鼎鼎有名的大右派，刚刚改正不久。“他们——”
田守诚拖着长长的话音沉吟着，难怪部里最近私下有人议论，重工业部有两个司令部。笑话，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谁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来了，这一套在“文化大革命”期问听得反胃的话。
“谈什么事情呢”田守诚问。
“不清楚，是他们两个人去的，没带秘书。我估计总是和将要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有关吧。”
这么说，郑子云和汪方亮决心干了。
“听调研室筹备会议的同志说，他们正在考虑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吸收社会学、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
田守诚哑然。
花样真多。这两个人，一天到晚和什么教授、文人、新闻记者拉拉扯扯。到处座谈、讲话、写文章，放着好端端的部长不干，弄这些个沽名钓誉的事。文人，就像化学家阿累尼乌斯所定义的活化分子一样，是顶能惹是生非的一种人。
“据他们说，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是加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人手，也是研究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一个途径。”
林绍同继续解释着。
心理学早已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学科嘛。现在提倡干部知识化，但也不能胡来，变成赶时髦的一场闹剧。当然，调动人的积极性，提法还是对头的，只是路子不大对头。体制改革、加强企业管理，这是全党全民关心的、势在必行的工作。现在各个工业部门，各个省、市都在搞试点，闯门路，能够抓出些成绩，自然是众望所归的一件事。作为重工业部的第一把手，他应该做出些决策，提出些办法。但是，经济理论界有一帮人头脑发热，跟着他们胡闹会捅娄子，出问题。他需要等一等，看一看。等什么，看什么田守诚也说不清楚。反正，根据他的经验，那些让人拿不准，或是僵持不下的事情，往往就在等一等、看一看中拖了过去。就像北京冬天刮的风，一上来就是七八级，飞沙走石的。它不能老那么刮吧，刮上一两天，就会转成五六级，三四级，最后变成一二级。眼下他只须找些人搭个班子，做些姿态。对郑子云和汪方亮的那套搞法，还能起点钳制作用。
他说：“是的，我们应该抓好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我也有个想法，还没考虑成熟，是不是把企业管理司和调研室合并，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研究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林绍同一愣。这么一来，不是把调研室从汪方亮的管辖下挖出来，另立一套人马，和汪方亮唱对台戏吗汪方亮是什么人物论魄力，论智谋，论根子，哪一方面都是硬邦邦的，不是关键时刻，不应轻易交锋。
“恐怕还需要再斟酌、斟酌。”
田守诚看了看林绍同。林绍同也木无表情地看着田守诚。但两个人立即心照不宣地互相明白了。
“好吧，那就再等等，看看也好。”
田守诚垂下双目。
田守诚待人处事，大多留有余地。就拿汪方亮“文化大革命”中被开除党籍这件事来说，田守诚当时是举手同意的。私下里，却很会送人情。
前些日子，田守诚还对汪方亮说：“那时候，开除你党籍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但我也不好反对，因为我和你私人关系过密。”
汪方亮并不买账，立时拉下脸来说：“胡扯！首先是原则。应该说的，就要说。什么私人关系不私人关系，我不承认和你有什么私人关系。”
“文化大革命”后期，田守诚和郑子云先后恢复了工作。逢年过节，田守诚总是偷偷去看看汪方亮。那时候，汪方亮还因为“恶攻”的罪名未恢复工作，更没有恢复党籍。想想，那是什么罪名．又是什么时候啊。有几个人能这么干呢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郑子云却从来没去看望过汪方亮。但在讨论处理他的问题时，却坚持实事求是。如果田守诚和郑子云在部党组会议上发生意见分歧，形成不了决议的时候，汪方亮几乎总是郑子云的支持者。其实，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据田守诚多年的观察，郑子云不交什么朋友。只能这样理解，那是两个互相需要的帮手，而并非推心置腹的朋友。
纪恒全告诉郑子云：“报社叶知秋同志来电话——”
第十九章
郑子云觉得叶知秋太过地不拘小节。动不动就打个电话，而且在电话里直呼老郑，为什么不称郑子云同志呢部长的电话，参加听的人少说有一打，还不算她那一头的。是一种炫耀吗不像，她当然不是那种世俗的女人。而且，时不时地还要写个语气相当随便的条子或短笺给他，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无非是对社会上一些问题的看法，或是对他们曾经交谈、辩论过的一些事情，再作一些说明和补充。
文笔诙谐而潇洒。但，在中国这块封建意识还到处寻隙侵蚀的土地上，女人，是顶顶让人敏感的问题啊，稍不注意，就会使人身败名裂。郑子云对待女人的问题，是十分谨慎的。
邦子云每天要收到若干封信，不论什么“亲启”、“内详”甚至写“大人亲收”一样按公文程序办理，由秘书纪恒全首先过目，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之后，再转给他。电话也是照此办理。像叶知秋这样太过随便地打电话、写信，会平白地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想想看，纪恒全告诉他叶知秋电话时的神情。真是岂有此理！最近，还搞了个“邮票事件”有封注有“叶知秋缄”的来信，纪恒全不知为什么不拆了，却拿着那封被人撕去纪念邮票的信，到处诉苦：“谁把邮票撕了我怎么向郑部长交待”弄得人人都知道叶知秋给他写信，又好像他和叶知秋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