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第29章

纪恒全把贺家彬那份人民来信送给郑子云：“田部长那里转来的。”
郑子云匆匆地翻了翻，然后，朝站在一旁的纪恒全斜睨了一眼，便把那篇东西往写字台里一塞：“好吧，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是郑子云表示谈话或办事到此为止的意思。
看着纪恒全走出房间，郑子云又从写字台里拿出贺家彬写的那份东西，认真地再看一遍。他一面看一面微微地点头。
渐渐地，他感到被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紧紧地攫住。那东西用它看不见的肢爪扼他的脖子，挠他的心。
那是什么呢他非弄清楚不可。郑子云不喜欢不明不白的东西。他潜下心来审度自己。
第十八章
近了，近了，好像看清楚了。那东西竟有些令人难堪。他犹豫了一下，它立刻滑了过去。
“你没有勇气正视它吗”他尖刻地反问自己。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像斗牛那样扎下自己的脑袋，硬着头皮，猛地一下扑了上去。
他终于明白。他绝不可能写这么一篇报告，去明明白白地阐述自己真正的看法。
当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这样去办事。但只是身份吗他能无愧地说，那难能可贵的，使一个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当初那样未被世俗利禄的尘埃所遮蔽吗从干校回来之后，很久没见过贺家彬了。当郑子云还被作为“走资派”审查的时候，他们曾在一个班里劳动过。那时，贺家彬很有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众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担他力不胜任的担子；甚至和他讨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谈论蓝眼睛的白猫为什么是聋子，应该验证一下，但他们谁也没见过蓝眼睛的白猫；告诉他学习小组长的外号叫“发了疯的钢琴”连长的外号是“拱形的线”因为他给大家分菜的时候，先是舀上满满的一勺。你以为他是那么慷慨吗不，接着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产，一咬牙、一跺脚地扣在你饭盆里。要是他发现领菜的队伍里有值得拍马屁的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会从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渐增加份量，至那人时，达最大量，然后又逐渐下降至半勺。当然，也有人叫他“张半勺”不过贺家彬说，那个外号就不能说明连长的特异性了，等等、等等。和贺家彬在一起的时候，郑子云有一种变得年轻的感觉。贺家彬有一种特殊的、摆脱不愉快的心境的办法——不停地说着刻薄的玩笑话。
回到部里，人人各就各位之后，那种亲密感好像消失了。有次去部里看电影，在公共汽车上，郑子云遇见了他。他竟不无讥讽地对郑子云说：“您体验生活来啦。”
工作、工作，忙、忙。把郑子云的什么都挤掉了。应该和贺家彬聊聊，即使不谈这封人民来信，谈谈“拱形的线”和“发了疯的钢琴”也好。听叶知秋说，她准备和贺家彬合作，写一篇报告文学，宣传一下像陈咏明那样有魄力、有胆识、一门心思干“四化”的厂长。
不知道他们写得怎么样了。叶知秋那个人似乎有点神经质，忽而要研究经济体制的改革，忽而又要写报告文学。文人嘛！心血来潮。也许这就是灵感吧。郑子云拿起电话筒，本想拨个电话给贺家彬，约他聊聊。已经拨了三个号码，又把话筒放下了。他觉得不妥。已经不是在于校的情况了……郑子云和部内任何一位同志的交往，始终保持一种不近不远的工作关系。他觉得，过分亲昵的关系，会给他那一贯坚持原则的形象造成一定的错觉，招致非议。
这封人民来信如何处理呢田守诚显然是把难题推给了他。
目前情况仍然十分复杂，力主改革和力主按老规矩办事的两大派别之间，斗争相当激烈。那些吹牛家们，靠空喊政治口号吃饭发家的人，成帮成伙地纠结着，从上面到下面。贺家彬的话说得很对。
经济上不顾客观的可能，不顾人民的负担，向国家大量要钱。
宝钢二百个亿，武钢几十个亿。搞什么高指标，一九八五年六千万吨钢，二亿五千万吨油，说梦话吧！再搞高指标，长战线，重蹈大跃进的覆辙，这点家当就要完了。
到现在，仍然对改革持抵制态度。对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还是不懂。听说有个单位搞政治测验，什么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百分之三十的人回答是实践，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是权力。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难怪有人紧紧地抓住权力不放。改革之所以困难，相当大的原因是在这里。
对生产目的性的讨论冷嘲热讽。这样一个在共产党的纲领里开宗明义便明确了的问题，现在却不得不重新拿出来讨论。有人偏偏不愿意懂。这个问题不解决，工业生产的方针就不可能正确，工业发展的速度就快不了。到处都在办工厂，老百姓却没有房子住，可是工厂呢倒空着，长期不能投产。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外乎两个：一叫国强，二叫民富。国强民富总有一个本末、先后的问题。只讲国强，不讲民富，国也强不起来，民也富不起来。这和很多具体问题有关。比如计划，能不能反映客观实际的需要虽然毛主席多次提出农、轻、重的比例，实际上却是重、轻、农。赞成高指标，计划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有缺口的。而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计划可以有缺口，可以不平衡，财政可以有赤字，通货可以膨胀，这才能促进人的主观努力，产生积极效果。有人甚至说：“世界上的货币史，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因此我们应该多发票子，历史上历来如此。”
不知马克思对此公的宏论会作何感想。
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还点账。生活上去了，积累多了，重工业自然而然就上去了。只有民富才能国强。要考虑计划的平衡，考虑市场，不能有赤字，不能有通货膨胀，不能影响人民的生活。
在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上，不考虑项目的可能性，不作详细的、科学的技术分柝，不进行几种方案的比较，不尊重科学家得出的结论，一拍脑袋就是多少、多少，上这个、上那个，谁都可以随便批东西、批项目，这个人也能决定问题，那个人也能决定问题。这完全是封建的办法。即使你这个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
对企业的管理，还沿袭着家长式的、行会式的管理办法，没有科学的组织、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计算，不看经济效益，不抓经济核算，下死命令，限期完成，用大嗡大轰的群众运动、简单的口号，代替科学的均衡生产，代替科学的管理……自以为这是有魄力，有办法，管理就是个“严”字喽，结果是一塌糊涂。
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成风。什么十个大庆，大庆下面还有个大庆，大庆周围还有个大庆。没过多久，又说松辽平原没有大油田了，只有分散的小油田。而后，在国务院会议上说，十个大庆是中央决定的，把责任又推到中央去了。这是什么作风。
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困难哪。困难在于，这场斗争，不像战争时期那样敌我分明。有些说法表面看来好像还是对的，实际后果却是严重的。它造成千百万人的贫困和因之而来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比如，对生活的失望、悲观、因为你提我不提的几块钱工资冷酷相待……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资本家、没有了地主生活还是那么贫困，这像是没有尽头的贫困根源到底在哪里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人的灵魂将在这旷日持久、为每日的食物而竭尽全力的挣扎中遭到腐蚀。它引起激愤、忧虑、人的尊严的丧失以及对自身生存价值的怀疑……
不．一定得让老百姓像个人那样活着……
如果说过去有许多事情曾让郑子云感到忧虑，那么现在，在三中全会以后，他恢复了信心。
郑子云认为，三中全会，是党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
如果说它的重要性相当于长征时期的遵义会议，一点都不过分。
三中全会只开了几天，许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会前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的。他参加了那次工作会议，对会议的全过程是清楚的。当时，“凡是派”的一些人还在台上，首先是“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提出，和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是极其重大的事情，在思想意识上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被捆着的手脚。
以后一系列的改革、平反之所以能够进行，都建立在三中全会这一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条思想路线，就是抓住了“四人帮”人们还是在过去的道路上摸索，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改革。
农村的放宽政策，休养生息，是同穷干、大干、苦干、以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