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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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晚上，外国语学院和隔壁民族学院的造反派联合召开大会批斗班禅大师。大队伍进入大操场后，我拎着自己的小马扎远远地孤零零地坐在操场边上。台上进行着一幕幕野蛮的斗争，班禅大师的父母、家人也在陪斗。口号声在夜空中震荡。我突然觉得浑身的热血往上冲，每根神经都极度紧张，坐不住也站不稳。当时，造反派严格限制行动自由，但是我觉得我快崩溃了，我再也支撑不住了。我必须去寻觅什么东西，也许是希望，也许是毁灭，总之，我不能再坐在这里，看着别人被宰割，也等待别人来宰割我。我不顾一切地跑出了校门，跑到了魏公村大马路上。那个年代，公共汽车已没有正常行驶的班点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大勇气和力量，走啊，走啊，居然从学校一直走到了天安门。我觉得我是去见毛主席，但到了天安门，我忽然清醒过来，这里没有毛主席，只有疯狂的人群！我异常地恐慌起来，没有力气再走回学校，也不知道造反派发现我“外逃”的话会如何处置我。我瘫坐在地上，真正地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此时，我想起了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妞妞，我还有那个家！自幼这个家没有给过我多少温暖，但此时此刻，这个家竟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亮点，唯一的安慰，唯一的避风港湾，使我朝着它走去而没有走向灭亡。　
前人不知是如何总结出那条经验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天晚上，当我艰难地从天安门走回史家胡同的家里，跨进里院，见到屋里那黄色的灯光时，我的心灵是那样地得到抚慰，一时间似乎忘却了一切的苦难，只希望躲在这深深的庭院里，再也不回到那纷乱可怖的社会中去。妞妞早已睡着了，我进去看了看熟睡中的她，心里一阵苦涩。她那时才五岁，睡得那样香甜，怎知道这苦难的人生正给她的亲人带来多么大的灾难。那时，妞妞的父亲已被北大关进牛棚，不准回家；我又成了“黑帮爪牙”，真不知这些黑色的烙印会给她的未来带来什么影响。　
父亲还在看书，很吃惊我怎么深夜突然归来。我此时已完全清醒，只说晚上无事，回来看看。但正在这时，门铃大响，从里院都能听到门外嘈杂的人声。我惊魂未定，听到这闹声就知道一定是灾祸临头，心怦怦地加速跳动。父亲却镇静地叫保姆彭嫂出去看看怎么回事。还未等彭嫂回来，一群男男女女“新北大”的红卫兵就押着妞妞的父亲冲进了院子里。他们把他剃了阴阳头，勒令他低头站在院中，数落着他的罪行。最后，就点到了父亲头上，说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岳父就是当年被鲁迅痛打的落水狗章士钊，所以他们今天来清算这只落水狗对人民欠下的债等等。母亲被吓得浑身哆嗦，我安慰着她，可是自己也十分惊慌。只有父亲依然保持着他的仪态，并不显出任何的慌张。随后，红卫兵勒令父亲站在院子当中，父亲不肯低头，一个女红卫兵对他挥舞着皮带。随后他们又有几个人宣读了一些口号式的批判，就开始闯进客厅抄家。这些幼稚无知的年轻人被一股狂热的躁动所推动，竟变得失去理智和人性，他们冲进我们家的每一个房间，肆意践踏着书籍和家用什物，他们究竟想搜集什么，我看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他们唯一的驱动就是要蹂躏他人，折磨他人！最后，他们把父亲的大批书籍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院子里，把我们所有的沙发和软椅都贴上了交叉的封条，命令我们不得坐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坐的舒适的椅子。现在重叙这一切，是多么可笑也多么可悲。这就是冠以“文化”两个庄严字样的“革命”！　
红卫兵带着他们的“战利品”离开我家前，在大门外贴了事前准备好的大幅对联与横批，又是说什么当年鲁迅痛打的落水狗，今日仍是帝修反的代表之类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好几位文艺战线上的前辈文学栋梁，也因为受到过鲁迅当年的批评，遭到了残酷的斗争，甚至被迫害致死！我想鲁迅假如能预见到三十多年后会因他的一些并非完全确切的批评或感情色彩很浓的抨击而使一些人遭到无情的迫害的话，恐怕他会考虑是否应当说那些话的。然而，又有谁能够预见身后三十年的事呢？这真是一种最大的不幸！　
我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叙述了那天晚上红卫兵走后父亲坚决给毛主席上书并导致周总理批示保护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的事情。一切事情结束时已是午夜，我已无法回学校了。当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有一种“豁出去”的心情。不过第二天回学校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的同宿舍的同事也没有告发我一夜未归，使我感觉到人们的善意。由于周总理第二天指示接走父亲，保护起来，并且派便衣警卫保护父亲的家属，我对家里的担心就好多了。我只需集中对付学校的局面。　
转眼到了1966年的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继反对工作组以及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之后，这篇社论大概是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号召群众要集中火力揪出主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这篇社论精神的支配下，我们这些次要的“黑帮爪牙”相对来说得到了一些解脱，造反派集中火力去斗争所谓“黑帮分子”，我们基本处于被孤立之后无人过问的状况。人的适应能力是极强的，我当时已多少习惯于不与人交往、独自来回、无所事事的心态，生活已完全没有目标，一天又一天地混下去，唯一的乐趣和安慰是回家和老父母和妞妞在一起。　
与此同时，全国掀起了狂热的串联风。开始时是外地红卫兵来北京，成批成批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北京。毛主席多次在天安门接见这些红卫兵，使他们受到极大鼓励，来势就更猛了。到了10月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往外地去，去播撒“革命火种”。到了11月份，学校中学生都快走空了。　
我们教师中的“黑帮黑线人物”终于开始互相间的“串联”了。革命造反派都走了，我们也“自己解放自己”了。后来，我们商议是否去作些试探，也许会允许我们出去“革命串联”。　
于是，我们选择了当时外国语学院两大红卫兵组织中比较温和的“红旗大队”。我们到他们的总部去申述我们是如何支持革命大串联，因而希望能参加这个革命行动，获得他们的介绍信，出去串联。　
我们居然得到了“红旗大队”的同意，为我们七八个英语系被批判的教师开了介绍信。当时，我们很高兴，终于摆脱了“黑帮爪牙”的阴影，同时也可以出去走一趟，换一换环境了。　
记得我们集中在我家里商议去哪里“串联”。更确切地说是到哪里去旅游，而且凭着红卫兵总部的一纸介绍，是免费旅游。我们决定去四川，上峨眉山，也许那里还有一方净土。　
晚上七八点钟，我们出发去火车站。但还未接近车站，我们就被那景象惊呆了。那里是真正的“人山人海”。从车站广场一直到马路，真是数不清的人头攒动，大概有十多万人！我们根本无法靠近车站，也弄不清哪个队伍去哪个方向。每一个排得七歪八扭的乱哄哄的队伍都起码有上万人，一直延伸到大马路东单方向，我们这些在井井有条的校园中生活惯的文弱书生根本无法参加这个行列。　
我们一行十分沮丧，又回到我家。几经磋商，有几位勇敢分子还是决心去四川，于是他们自己走了，后来他们还真是挤上了火车。我们剩下的几个人也不甘心就这样留了下来，于是决定再去车站看看。　
我们设法靠近车站西侧的旁门，惊喜地发现那旁门没有上锁。居然也没有人发现。我们轻轻推开旁门，溜到里面，更大的惊喜是发现我们竟直接到了一个站台，而当时站台上竟空无一人，停着一辆列车，这实在是“天助我也”。我们正在找人打听这列车开向何方，此时走过来一个列车员，告诉我们这是开往上海的列车，还要等个把小时才上“旅客”。列车员对当时的极端混乱也很厌烦，看我们是几个文文雅雅的知识分子便问我们去哪里。我们中几个人都是上海人，于是用上海话与他攀谈，乡音马上使我们更接近。他慷慨地说：“乘他们还没上车，我先放你们上去吧！等他们（红卫兵）一冲进来，你们就休想上得去了。”列车员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