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年代》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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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们使世界熟悉了无法兑换的纸币。（事实上，在18世纪末之前，任何类型的纸币，不管是否可以据以要求兑换成金银锭，都是比较不常见的。）用可以轻易印制的纸片去支付政府债务，在欧洲大陆上，这种便宜的方法被证明是不可抗拒的。法国的指券（1798年），最初只不过是利息5％的法国国库债券（bons　detresor），旨在提前使用最终将出售的教会土地收益。在几个月之内，指券演变成货币，而相继而来的每一次财政危机都使指券数量越印越多，这使指券贬值的幅度越来越大，公众日渐缺乏信心，更加快了贬值的速度。到战争爆发时，指券已贬值约40％，到1793年6月，已贬值约三分之二。贬值的情形在雅各宾掌政时维持得相当不错，但热月政变之后，经济严重失控，使指券加速贬值到其票面价值的1／300，直到1797年国家正式破产，才宣告了这个货币事件的终结。这个事件使法国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任何类型的银行券都抱有偏见。其他国家的纸币没有那么惨烈的经历，虽然到1810年，俄国纸币已降到票面价值的20％，而奥地利纸币（1810和1815年两次贬值）则降至面值的10％。英国人避开了这种特殊形式的财政战争，而且也不回避使用他们所熟悉的银行券。即便如此，英格兰银行还是无法抗拒政府巨大需求——大部分作为贷款和补助金汇往国外——的双重压力：私人积攒金银和饥谨年的特别紧张。1797　年，银行停止对私人顾客兑付黄金，而无法兑换的银行券则成为事实上的有效货币：一英镑券就是其结果之一。“纸镑”从来不曾像大陆货币那样严重贬值，其最低线是面值的71％，而到1817年，它又回弹到98％；但它持续的时间却比预期要长得多。直到1821年，现金支付才完全恢复。
征税之外的另一选择是贷款，然而战争的绵长和开支的沉重，都是始料未及的，而伴随而来的公共债务增长速度，更是叫人头晕目眩，甚至吓坏了大多数最繁荣、最富有和最善于理财的国家。在实际上靠贷款支撑战争五年之后，英国政府被迫采取空前而又不祥的步骤，即靠直接税来支付战争费用，为此目的开征了所得税（1799－1816年）。国家迅速增长的财富使征税完全可行，从此，战争的耗费基本上便靠日常收入来满足。如果战争一开始就征收足够的赋税，国债就不会从1793年的2．28亿英镑，增至1816年的8．76亿英镑了，而每年的债务偿付额也不会从1792年的1000万英镑，增至1815年的30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开战前一年政府的总支出还多。这种贷款的社会后果非常严重，因为在效果上，它像一个漏斗，通过它，主要由居民支付的税收以越来越高的比例，转移到“公债持有人”这一小小富有阶级的腰包中。于是，贫民、小商人和农民的代言人如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便开始在报刊上发动雷电般的抨击。国外贷款主要是（至少反法阵营一边是如此）向英国举借，后者长期遵循一种资助军事盟国的政策：　1794－1814年间，英国为此目的贷款高达8000万英镑。其直接受益人是国际金融机构、英国或法国的金融机构，但交易活动愈来愈倾向通过已成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进行。例如，在这些交易中扮演中介角色的巴林银行（baling）和罗思柴尔德家族银行（house　of　rothschild，该银行创始人阿姆斯歇尔＇amschel　rothschild＇于1798年将他的儿子内森＇nathan＇从法兰克福派到伦敦）。这些国际金融家的黄金时代是从战后开始的，当时贷出大量款项，旨在帮助旧制度国家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而贷款给新制度国家，则是为了巩固自己；但是，由巴林和罗思柴尔德主宰世界金融时代（自16世纪伟大的德国银行建立以来，谁也未能做到此点），其基础是在战争期间奠定的。
不过，战时财政的技术细节，其影响不像资源从和平用途到军事用途的大转移——这是战争的主要遗产——那么普遍、那么重大。认为战争的花费完全是吮吸或以牺牲民用经济为代价，显然是错误的。武装部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仅动员那些不当兵就会失业，或者甚至在其经济范围内无力雇用的人（像瑞士那样人口过多的山区，其人民外移担任他国雇佣兵的传统，便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军事工业虽然在短期内把人力和物资从民用市场转移出来，但长期看来，却有助于推动那些在和平时期一般考虑利润时可能会被忽视的部门。众所周知，钢铁工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如第二章所述，钢铁工业无法像棉纺织业那样迅速发展，因此向来需要依赖政府和战争的刺激。拉德纳（dionysius　lardner）于1831年写道：“在18世纪，钢铁的铸造几乎就等于是大炮的铸造。”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部分从和平用途转移而来的资本，在本质上是对资本产业和技术发展的长期投资。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促成的技术革新中，有欧洲大陆的甜菜制糖工业（以取代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的蔗糖）和罐头食品工业（源自英国海军对能在船上无限期保存食物的摸索）。然而，尽管有种种保留，一场大战还是意味着资源的重大转移，在相互封锁的情况下，或许甚至意味着经济的战时部门和平时部门，对同感缺乏的资源的直接争夺。
这种竞争的明显后果便是通货膨胀，18世纪各国原本都呈缓慢上升的价格曲线，却在战争的推动下全部急遽攀爬，尽管这部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的。战时需要本身，意味或反映了所得的某种再分配，其带来的经济后果是：部分收入从工资劳动者转到商人（因为工资增长在正常情况下总是落后于价格上涨），从制造业转到农业，因为大家都公认农业欢迎战时的高价。反之，战时需要的结束，把之前用于战争的大量资源（包括人力）释放到和平时期的市场，而这通常会带来更为紧张的重新调整问题。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1814－1818年间，英国军队裁减了约15万人，也就是说其裁减人数比当时曼彻斯特的总人口还要多，而小麦的价格从1813年1夸特108．5先令，下降到1815年的64．2先令。事实上，如我们所知，战后调整时期是整个欧洲经济特别困难的时期之一，1816－　1817年的农业严重歉收，使这种困难更为加剧。
可是，我们应该提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因这场战争而发生的资源转移，在多大程度上阻碍或延缓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显然，这个问题对身为经济两强并承受最沉重经济负担的法英来说，特别具有重要性。到了战争末期，法国的负担主要不是战争造成的，因为战争主要靠以战养战，牺牲的是其所征服的领土和所掠夺的人力物力，他们向外国人强征人力、物力和钱款。1805－1812年，意大利约有一半的税收都给了法国。这些收入或许无法完全满足战争需求，但至少明显减少了战争开支（实际数额和货币数额），否则开支会更惊人。对法国经济的真正破坏，源于大革命年代、内战和混乱，例如，下塞纳河畔（卢昂）钢铁制造业的产量，在　1790－1795年间，从4100万吨降到1500万吨，其工人数由24．6万人降至8．6万人。此外还应加上因英国控制海洋而造成的海外商业损失。英国的负担不仅来自本国进行战争造成的花费，而且还包括对欧洲大陆盟国的惯常资助，其中有些资助竟是为了攻打法国以外的国家。战争期间，英国在金钱方面承担了比其他参战国大得多的沉重负担：它使英国花费了相当于法国三四倍的钱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法国要比英国容易一些，因为毫无疑问，法国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若无这场革命和战争，法国的工业和商业几乎肯定会进一步发展，速度会更快一些。尽管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国家经济曾有很大的发展，但仍无法弥补18世纪90年代的倒退和推进动力的丧失。对英国人来说，答案就没那么显而易见了，因为他们的发展快如流星，惟一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战争，是否会发展得更快一些？今天普遍同意的答案是肯定的。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个问题一般而言没那么重要，那些国家就像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大部分地区一样，经济发展缓慢不定，而其战争花费在数量上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当然，这样直截了当的说法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为论据。即使以17、18世纪英国人公开的经济战争为例，我们也不会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