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1896年作品》第4章

城里没有价钱便宜、清洁卫生的水，说必须向国库借二十万卢布来安装自来水。很有钱的富翁在我们城里不下三十个，有时候，打一场牌就输掉整整一个庄园，他们也喝这种脏水；可是却一辈子热烈地谈借款，这种事我真弄不懂，我觉得他们干脆从自己口袋里拿出那二十万卢布来要简单多了。
在全城当中我没见过一个正直的人。我父亲收受贿赂，认为人家是出于尊敬他的品德才献给他的。中学生们为了升级而到教师家里食宿，教师乘机收下他们大笔的钱。军事长官的太太在招募新兵时期接受新兵的贿赂，甚至容许新兵邀她去吃喝。有一回她在教堂里跪下去以后怎么也站不起来，因为她喝醉了。在招募新兵时期就连医师也接受贿赂。本城的医师和兽医向肉铺和酒馆要钱。县立学校出售三等优惠证书。监督司祭向下面的教士和教堂主事索取贿赂。在市政机关里，在市民机关里，在医务机关里，在别的一切机关里，每个申请者办完事，刚要走，就会有人朝着他的背影喊叫：“应当表示感激才行啊！”那个申请者只好走回来，给他们三十到四十个戈比。
凡是不接受贿赂的人，例如司法机关的官员，总是傲慢无礼，跟别人握手的时候只伸出两个手指头，为人十分冷酷，见解极其狭隘，极爱打牌，喝很多酒，娶有钱的女人，对他们四周的人无疑地起着有害的、腐化的影响。只有从姑娘们身上才散发出道德纯洁的气息，她们大多怀有高尚的理想，正直纯洁的灵魂；可是她们不懂生活，相信给人贿赂是出于对那人的品德的尊重，而且出嫁以后很快就衰老，堕落，不可救药地陷在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泥潭里了。
「注释」
①指由活人扮演的静态画面。
②１俄亩等于１。０９公顷。
③西欧神话中的仙女。
④１俄里等于１。０８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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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三
三
我们这个地区正在修建铁路。每逢假日的前夕，就有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人在城里走来走去，城里人叫他们“铁炉子”，大家怕他们。我常常看见衣衫褴褛的人脸上带着血迹，头上没戴帽子，被人拉到警察局去，后面跟着人，手里拿着一个茶炊或者一件不久以前洗过、现在还湿着的内衣，作为物证。“铁炉子”通常聚集在小酒店附近和集市上；他们喝酒，吃东西，骂下流话，碰见举动轻佻的女人过路就吹出刺耳的口哨声。我们的小铺老板为了给这些饿着肚子、衣衫褴褛的人开开心，就用白酒把一条狗和一只猫灌醉，或者在狗尾巴上拴一个空煤油桶，吹一声口哨，那条狗就沿着街道飞跑，铁桶轰隆轰隆地响起来，吓得那只狗尖声乱叫，以为身后追来一个什么怪物，一口气远远地跑出城外，到了田野上，在那儿累得精疲力竭。我们城里有几条狗经常夹起尾巴发抖，据说它们受不了这样的娱乐，发疯了。
火车站建筑在离城五俄里的地方，据说工程师要五万卢布的贿赂才肯把铁路修到城边，市政机关只同意给四万，双方为那一万闹翻了。现在城里人后悔了，因为他们得修一条公路通到火车站去，据估计，修这条公路所花的钱还要多。整个铁路线上已经铺好枕木和钢轨，公务列车来来往往，运输建筑材料和工人。由于陀尔席科夫负责的造桥工程尚未完成，全线工程便耽搁下来了，另外有些地方的车站也还没有修好。
杜别奇尼亚是第一站的名字，离城有十七俄里。我是走着去的。秋播和春播作物沉浸在清晨的阳光里，看去一片碧绿。
这一带土地平坦，令人心旷神怡，远处明显地现出火车站、土岗、庄园的轮廓。……到野外来是多么痛快啊！我多么希望充满自由的感觉，哪怕只有一个早晨也好，免得去想城里发生的事，想自己的贫穷，想自己的饥饿！再也没有比强烈的饥饿感更妨碍我的生活了。这种感觉一出现，我那些高尚的思想就会跟荞麦粥、肉饼、煎鱼的念头古怪地搀混起来。例如现在，我一　个人站在野外，抬头看着一只百灵鸟，它在天空中好象停在一　个地方不动似的，不住声地歌唱，仿佛歇斯底里发作似的，我心里却在想：“这时候要是能够吃一块抹上黄油的面包，那该多好啊！”或者我在路边坐下来，闭上眼睛养神，听着五月里这种美妙的闹声，我却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发烫的土豆的气味。
我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平素却吃得很少，因此整个白天我的主要感觉就是饥饿，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深切地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只为吃饭而干活，一谈话就离不开吃食这个题目吧。
在杜别奇尼亚，工人们正在车站内部抹墙，修建水塔上部的木楼。天气炎热，空气中有石灰浆的气味，工人们有气无力地在一堆堆木片和碎砖上走来走去。老扳道员睡在自己的小屋旁边，阳光直射到他脸上。一棵树木也没有。电报线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电报线上这儿那儿停着几只老鹰。我也在那一堆堆木片和碎砖上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于是想起我问工程师我的职务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我的那句话：“到那儿再看吧。”可是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有什么可看的呢？那些抹灰工人在谈一个工头，谈一个名叫费多特·瓦西里耶夫的人，我听不明白他们话中的意思，于是，一种苦闷难受的感觉渐渐地把我控制住了。这是一种身体上的难受感觉：人感觉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脚，自己的高大身体，可是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把它们往哪儿放才好。
我至少溜达了两个钟头，才发现车站外面，铁路线右边，有一排电报线杆子，伸展到一俄里半或两俄里以外，它的尽头是一道白色石墙。工人们说办公处就在那边，我终于想到那才是我该去的地方。
这是个很旧的、早已荒芜的庄园。墙上的白石头已经疏松，风化，有些地方已经坍下来了。那里有一间侧屋，它的一面没有窗子的墙壁朝着田野，房顶生了锈，有些地方补着一块块的白铁皮，闪闪发亮。从大门口往里看，可以看见一个长满杂草的大院子和一所古老的正房，窗口安着百叶窗，房顶很高，锈得发红。正房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所孤零零的厢房，一所厢房的窗子上钉了板条，另一所的窗子开着，屋旁有一根绳子，上面晾着内衣，附近有几条小牛走来走去。最后一根电报线杆子立在院子里，上面的电线通到侧屋——就是那间有一面墙壁朝着田野的侧屋——的窗口。屋门开着，我走进去。一张放电报机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先生，一头乌黑的鬈发，穿一件帆布上衣。他皱着眉头严厉地瞧着我，可是马上笑了，说：“你好，小利钱！”
这人是伊凡·切普拉科夫，我的中学同学，他在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吸烟而被开除。有一年秋天我们一块儿去捉过金翅雀、黄雀、蜡嘴雀，一清早趁我们父母还在睡觉，就拿到集市上去卖。我们藏在暗处，等着小群南去的椋鸟飞过，用小霰弹向它们射击，然后把受伤的鸟拾起来，有的鸟极痛苦地死去，我至今还记得它们夜里怎样在我的笼子里呻吟，有些鸟复原了，我们就拿去卖掉，而且厚着脸皮对买主赌咒说这些都是雄鸟。
有一回在集市上，我只剩下一只椋鸟没有卖出去，向顾客们兜售了很久，终于以一个戈比脱手。“好歹也算是得了一点小利钱！”我安慰自己说，把那个戈比藏起来，从此以后街上的男孩们和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利钱，直到现在偶尔也还有些小男孩和小店员开玩笑，叫我这个外号，其实除了我以外谁都不记得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了。
切普拉科夫身体不结实，胸脯很窄，伛着背，腿挺长。他的领结象是用绳子扎的，根本没穿背心，靴子比我的还糟，靴后跟都歪了。他很少眫眼睛，脸上现出急切的神情，好象打算一　把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他老是手忙脚乱。
“你等一等，”他慌慌张张地说。“你听我说！……咦，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们交谈起来。我这才知道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庄园不久以前还是切普拉科夫的产业，去年秋天才转让给工程师陀尔席科夫。工程师认为把钱用来买地产比买证券有利，他已经在我们这一带买下三个被抵押的相当大的庄园。在卖房的时候，切普拉科夫的母亲经买主同意，取得在一所厢房里再住两年的权利，而且要求给她儿子在办公处谋个差事。
“他还有不买的！”切普拉科夫说到工程师。“光是从包工头那儿他刮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