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春秋》第3章

代序　长安来信（5）
舅公认为，这部手稿内容庞杂，情节诡谲，如果被学术界证实，足以对一段重要的历史构成颠覆。然而，对他这样一辈子只服从于内心生活的人来说，学术却又是不值一文的。舅公晚年，对手稿的真实性愈发深信不疑，理由是：他从藤箱里随手拾起一张纸片，都能从言辞中读出无限的沉痛和深情。在舅公心目中，“沉痛和深情”是无法伪造的。
《我父》，这盛满一藤箱的手稿，舅公传给了我，我就像继承了一个做不醒的梦。好在这个梦富有趣味，兼有鸦片的昏沉和芬芳，适合我这种闲逸、懒散的学者。欢君给了我不小的支持，她的乐观、俏皮，消解了长时间研究手稿带来的烦闷。她说，“切莫苦自己，历史既然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嫁得出去也就可以了，像我这种没心没肺的家伙，不是还有人要么？”她回重庆省亲期间，我飞到波士顿，去哈佛东亚文化研究所查阅了大量明清档案，其中多为私家笔记，并在一些同门师兄弟的帮助下，推测出了手稿何以会在1765年的秋天，交到托蒂？皮耶罗神父的手中。——这一点，在舅公的研究中，尚是一个空白。
朱朱，手稿的女主人公/讲述人，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时候，她还是个少女，年龄不会超过十八岁，在紫禁城的大火之夜，她同时失去了我父和双目的视力。一个叫德吕尔？德吕翁的传教士（国籍不详）拾到她，并收养了她，她在手稿中，称他为“我的养父”。德吕翁由于精通天文学知识，在明、清两朝，均官拜御前历法官，在钦天监供职，这使他所受的礼遇，远远高于其他西方同行。他卒年不详，如果康熙二十八年手稿撰写的时候，他还活着，应该已在百岁之上了。作为瞎眼老妇的朱朱，后来也下落不明。就我所知，在历史中不明不白失踪的女人，给我印象深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两宋之交的李清照，一个就是明清换代的朱朱。这部手稿后边的潦草附录中暗示，由于发生了她和史学家之间那件不为人知的事情，她本来是要怒而焚稿的，但火焰的灼痛（一定还有别的什么）让她改变了念头……朱朱留下的最后一个有物证的踪迹，就是把手稿送到了她养父的一个学生H（姑且称他为H）的家中，请他“封存”。H曾从德吕尔？德吕翁那儿学到天文学知识，得以在钦天监服务。H临死前，又把手稿传给了自己的学生P（也姑且称他为P罢），但并没有多作交待，只嘱托“收起来”。这已是康熙54年之后的事情了，郎世宁已抵北京，并已经给康熙皇帝敬献过金鸡纳霜，有效地治好了陛下的贵恙：疟疾。此后，他正式在宫中画像兼行医。P和郎世宁成为了挚友，P对汉字和宫闱秘史都知之甚浅，就把“收起来”的手稿作为艺术品，赠送给了作为画家的郎世宁。
朱朱当初把手稿交给H神父封存，封存，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她没有说，迄今也没有人能猜到。然而，这部手稿在辗转过程中，还是泄露了一丝风声，并被敏感的人捕捉了下来：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搂的书目中，有关于明遗民的大量笔记，其中一部《燕山龙隐录》，赫然标着“亟待搜寻”的字样。我以为，《燕山龙隐录》，极可能就是这部手稿本来的名称。
郎世宁是继利玛窦之后，在华最有影响力的传教士、艺术家和中国通。他能意识到《燕山龙隐录》的重要性，却看不到它可以面世的那一天。在珍藏了手稿大约四十年之后，他在行将就木之前，把手稿通过托蒂？皮耶罗神父，带到了海外。之所以要偷偷放在盛桂花糕的篮底，我推测，是他实在不知该向皮耶罗交待什么话。就在这持久的沉默中，《燕山龙隐录》随皮耶罗开始了比他的归乡之旅更为漫长、也更为曲折的语言、地理的大迁徙：它在时间中改头换面，几乎让人无法辨析真相。
代序　长安来信（6）
欢君返美后，对我研究出的这一结论颇为惊讶，连声夸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几乎让我受宠若惊。当晚大吃大嚼她做的热辣辣重庆火锅时，她慨然表示，如果我有志把《我父》回译为中文，她愿意尽其所能地协助。大喜之余，我用啤酒把自己灌醉了。但是，从法语回译这部手稿，远比我们所能想像的更为艰难：我在法语上下过功夫，阅读没有大碍（欢君也能读读），但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欢君的母语是中文，但她的历史知识还停留在高中阶段；我虽然专治中国古史，对汉语的种种奥秘，却还只能意会、拙于言传。我俩绑在一块，从表面上看，自有许多优势，我可以对着法文手稿和葡文夹注，用英文诵读，欢君则用中文记录，事情就这么简单。然而不然，为了从两种语言（实际不止两种）里找到相互准确对位的词，使我俩抠破了头皮。语言犹如丛林，一旦身陷其中，发现处处歧路，举步维艰。而欢君对维护汉语精确性的倔强，和我对汉学知识的自信，经常锋芒相对，各不相让，发展到极端，就是冷嘲热讽，恶语相向，中美关系，时时面临危机。为了打破僵局，——有时候会持续一天或者一周——我只好以和稀泥的方式寻求解决，而她这时也礼让两分，于是我们就此在一个词语上达成并不心甘情愿的妥协。暑期，为了这件自找麻烦的事情，我们甚至放弃了旅行，终于在上个礼拜五的晚上（后半夜），把一箱子蝌蚪文，统统变成了方块字。
然而，我们还没来得及喝杯早茶（峨眉竹叶青）来庆贺一番，就沮丧地发现，回译出的这部手稿，每一个汉字我们都认识，但却是无法卒读的：它情节枝蔓丛生，细节如荒草乱长，涉及的人物不仅众多，而且性格破碎，前后多有矛盾、抵触，在历史的拐点，常含着不合牌理、不合逻辑之突变，更有波诡云谲、相思如灰，让人读得时而悲咽无语，时而又一头雾水。这固然与瞎眼老妇恣肆汪洋（或曰信口开河）的讲述方式有关，更因为它的母本也仅仅是一部未经整理、修订的的原始文稿。加之，它在语言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转换中，留下了不计其数的误译、漏译、揣测、武断的增添与删节，总之，它千疮百孔，如画在绢帛上的一幅古代地图，反复被虫咬过，又反复被人按臆想重新编织和涂写，最后，图上标示的点与线就全乱了。
这意料之外的打击，把我们打闷了。在长时间的无语后，还是我勉力支撑了起来。我指着桌上、地板上，堆放的一小摞一小摞书稿，哑声说：
“这是带给人无限麻烦的书。”
欢君哭兮兮地说，“我同意……”
“无限的烦恼，无限的时间。”
“我同意……”
我做了个有力的手势，说，“让我们把它忘了罢。”就俯身把书稿拣起来，抱到屋外的草坪上，摞起一座山。在我掏打火机的时候，欢君跟了出来，向我背诵了她喜欢的一个哲学家（我怀疑是个小说家）的一段话：“一本无限的书在燃烧时也许同样是无限的，因而会使这个星球被烟所窒息。”她脸上没有了泪痕，调皮地看着我。
我把打火机扔了。我俩都同意再给它寻找一次机会。我和她都不忍心说出那句中国俗话：
“死马当活马医。”
何先生，欢君向我推荐的医生就是您。
请原谅我的冒昧，因为我找不到其他人了。也请恕我直言，您也许并不是最合适的人，却是我能够找到的人。欢君之所以向我推荐您，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
一，对校友的信任。
二，您受过历史学的基本训练。
三，您是一位作家，写过李清照南渡这样的小说，历史/文学在您的写作中如影随形。欢君问过我，“让一只古代瓷盘的残片重新复原为瓷盘，靠什么？”我说，“胶水和石膏。”她说，“大错。是想像力。”这句话，帮助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何先生，现在我和欢君掌握的，就是一堆（又一堆）语言的残片，而您手上所有的，即胶水、石膏和修复术。我诚挚地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工作，把它修复为一本可以清晰、流畅地阅读的书。我们不指望这本书能给历史和文学构成颠覆或某种大的贡献，只乞盼它能够被完成。怀胎十月就很艰辛了，而我们还一直处在难产的境遇中。您的加入，也许能把这孕育了三百年（或者更长）的老孩子，催生出来，放还于人间。
我和欢君都期待着您的（慷慨的）回应。
您诚挚的　
宇文长安（Stephen　King）　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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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木樨地（1）
零一
你说你要重写一部历史，这我帮不了你。
今年谷雨过后，我的脸就像现在这样